南海“自治”城镇化.docVIP

南海“自治”城镇化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南海区政府没有足以掌控的土地资源，想要实现建筑形态和产业的高端化，根本不可能。 图/方智恒 　　7月10日的午后，《南风窗》记者来到北约村。 　　这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的一个“村庄”，但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了。村里的入口和出口，都有保安把守，俨然就是一个都市的小区。 　　在北约村里，主要是些3～5层的独栋房屋。村里每个路口，都有很多双“天眼”在盯梢。一些穿着厂服、骑着自行车的人，手拎着一把青菜和一点猪肉，行色匆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外来工。租住在这里的，有来自四川、广西等地的打工者。趁着下班，他们买点肉菜给自己开个小灶。 　　和这帮忙碌的外来工相比，北约老年活动中心是另一番景象：当地一些上年纪的村民，饭后穿着拖鞋，光着膀子，摇着扇子，陆续来到这里下下象棋、玩玩麻将。有的手里还提着鸟笼，在活动中心门前树下，一端详就是半天，并学着笼中跳跃的小鸟“唧喳”叫着。 　　时光如果退回到30年前，这时，他们都还在地里扶着犁耙，跟在黄牛背后，一路吆喝着。 　　变化如此迅速。经济上，南海曾被喻为广东四小虎之一。其常住人口260万，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近2000亿，居民储蓄存款1700多亿。这里，农业渐趋消逝，工商业成了城市经济的绝对主体。 　　这是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中的一个典型。而从3年前开始，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城镇化变革。在今天，当新型城镇化成为高层破解发展难题的一个战略思路时，南海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借鉴性的样本。 变 迁 　　从城市建筑形态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南海无疑在外表上实现了城镇化。以至于，即使到南海那些还叫××村的区域走走，也看不到庄稼，闻不到虫鸣鸟叫。30年，原有村庄的体态，已发生深刻变化，寻不到昔日的任何影子。 　　变化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南海，迎来了香港等地企业老板，他们在那片农田上彻起厂房，并发动了机器。陶瓷、内衣、玩具、五金等产业，陆续从这里开始介入了全球产业链的竞争。 　　随后，来自全国的农民和当地的农民一道，入厂打工。此后的南海，和当下内地呈现的场景十分相似：农田开始被抛荒。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扣除化肥、农药以及缴纳公粮后，所剩无几，村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随着工商企业进驻增多，亟需大量的土地。村委决定将单家独户抛荒的土地集中起来出租给企业老板，收取租金。此后，农民耕田逐渐转为了“耕楼”。 　　尽管当时一亩地出租大概就四五百元，但不需从事农耕，即可享受到比农耕时更好的收入，村民对此十分乐意。此外，解放了的劳动力又可以到工厂上班或做点小买卖。尝到“耕楼”甜头的农民，大规模将土地交村集体统一打理。直到1995年3月，南海农民已基本将各自手中的土地，都集中到了村、组，以参加土地股份合作社改革，年终享受出租土地带来的红利。 南海的新型城镇化，需要以集体土地为重心，并在集体土地上确立起来。可以肯定的是，集体土地如果继续分散在各小组，将无法很好地集约用地、规模用地。 　　毗邻广州的南海，在30多年高速发展后，土地增值已是几十倍，甚至更高。以平洲玉器市场为例，铺位的租金最高能达到每平方米1200元，而当年一亩地租金才几百元钱。 　　整个南海，2012年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资产达306亿元，村组两级可支配收入近51亿，其中54个村账户上可支配收入超千万。当社会的整体财富积累已是天量时，分蛋糕在很多时候，成了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 　　这以后，很多群体开始争着回流农村。这包括当初，一些出去读书、当兵、农转非或出嫁女等群体，他们争着要把户口迁回，以分享集体经济的红利。但一直守在村庄的村民，担心分红因此变少，则坚持堵住入口。持久的博弈，在庞大的利益面前，旷日持久地展开了，这引发大量的上访，政府部门为此疲于奔命。 　　南海区可享受分红的入股村民有76万人，被排挤在入股村民之外的争议群体，有数万人之多。很多人通过上访、打官司讨分红，但即使通过法院判决并强制执行，结果仍无法落实，甚至出现不服法院判决，居委会带领村民上访的情况。 　　此时，在村居落户的外来群体看到了原住民享受庞大的集体经济和福利后，也争取共享分红。2010年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中规定，凡在当地居住满一年的外来人口，均可参加当地的选举。南海方面担心，相对于80多万人的本地农村居民，100多万的外来居民存在着通过村民自治分享集体经济收益的可能。如此一来，新一轮的利益纷争和群体冲突，将因产权不清而加剧。 困境 　　南海集体经济为何如此庞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20多年前，广东实施了有别于全国其他地方的“留用地政策”：征地时，没有一次性地全部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而是以15%至30%的留用地，留给村组集体发展。 　　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