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情感类电视节日公共与公益.docVIP

呼唤情感类电视节日公共与公益 　　提要：情感类电视节目自1997年湖南经济电视台的“真情对对碰”发轫，十几年来发展迅猛，多名列各大卫视的收视前茅。但是在赢得短期收视率的同时也打上了恶俗炒作的印记，嘉宾个人的隐私冲击着观众道德底线。广电总局在2008年、2010年和2011年三度发出“整改令”，引发学界和业界深刻反思。情感类电视节目游走在商业利润与媒体责任的张力中，重拾此类节目的“公共之善”成为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关键词：情感类节目 电视 隐私 消费主义 媒体责任 　　情感类电视节目中的商业卖点 　　情感类节目的发展进程体现了商业化元素运作的成熟过程：第一阶段，如“真情对对碰”“真情互动”等，节目体现“感受真情、呼唤真情、传递真情、回报真情”的追求，随着同质化节目的大量涌现，受众进入疲劳期；第二个阶段，节目在选题和制作上商业化趋势明显，攫取受众注意力的畸情、娱情及激情要素被强化；第三个阶段，由煽情转变为商业模式运作阶段，例如节目制造“意外”成为此类节目普遍的设计。其商业“卖点”体现在： 　　（一）隐私的曝光 　　情感类电视节目的当事人通过电视这一公共媒体把私人生活问题、情感困惑和心理矛盾等展示在公众面前，私人事件进入公共领域后。若没有适当的机制控制将会引发隐私危机。例如在一档《我该不该生下孩子》的节目中，主持人反复追问当事人“是否要生下情人的孩子？”为追求节目效果，主持人作为话语权的控制者，在收视压力下，可能会有意无意诱导当事人透露隐私。电视制作者游走在媒体公共性与对“奇观”事件的窥探中。 　　（二）猎奇心理 　　全球新闻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当前富有争议的、人情味的、奇观色彩的社会边缘议题，正被拉入到社会中心视域，以显示社会消极中的积极作为，新闻的价值和意义随之被消解。相当一部分电视情感类节目在选题上集中于婚外情、第三者、出轨、不伦恋、畸形恋等题材，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若在影视剧中，受众是作为商业奇观去看，但是成为电视节目选题，直接影响受众的现实生活，其负面的影响要严重得多。这些选题的背后关于_???的暗示尤为明显，以上海的“新老娘舅’’为例，研究显示：与性有关的陈述2009年为3.3%，2011年为23.1%，2012年为37.5%。 　　（三）普通人的故事 　　真实生活的故事，如果充满了离奇的情节，是吸引受众的法宝。但是有些情感类节目为了短期的收视率，想方设法地设计出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甚至聘请编剧、演员进行演绎，打出擦边球。有些情感类节目尽管没有编造故事情节，但未了解到全部的事实真相，节目制作者对某些情节进行任意猜测和评价，影响了节目的真实性。 　　情感类节目的核心是彰显人文关怀，不在于题材展示的是幸福的情感还是悲情和苦情，在于媒体人秉承什么样的媒体责任，如何深层处理这些素材，“故事化”仅仅是表述上的技术手段，远不是节目的终点。消费主义与媒体责任 　　消费主义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它意味着对物品使用价值的消费，也意味着对抽象文化的消费。当前情感类电视节目中的“情感”正沦落为一种模式化的商品，进行大批量的复制和生产。 　　（一）被消费的求助者 　　情感类节目中嘉宾与主持人的刻薄、犀利语言，特别是有些言论涉及到对传统价值观的高调反叛，这些内容经由媒体被夸张和戏剧化，其背后支撑的是极具诱惑力的商业利益。某电视台“情感密码”中一期《我给儿子当孙子》，在节目播出后被爆料是媒体邀请演员出演的。2011年4月，贵州卫视“人生”栏目因单纯追求收视率，不顾及当事人的心情和处境，请演员来扮演当事人，放大个人隐私和社会的阴暗面，被国家广电总局责令永久性停播。 　　如果当事人作为求助者成为节目卖点，在收视率逻辑的支配下，媒体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措施失当，当事人的哭泣、咆哮、歇斯底里的情绪，包括语言暴力的使用等某种程度上都成为被媒体消费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求助者“被演员化”，而不再作为服务的对象。 　　（二）策划替代真实 　　情感类电视节目往往采用故事化的叙述方式，通过悬念设置，还原情感事件，对冲突进行聚焦与放大。媒体在收视率的压力下，走向对情感元素的操纵和故事化的改造，初衷是为了节目形态更加饱满和多元，却从长远伤害了媒体的公信力。重庆卫视“情感龙门阵”播出过一期《当嫂子变成妻子》的谈话节目，这期节目中的两个当事人其实是“情感专业户”，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谁在说”中出现过，并且在两个不同的节目中以完全不同的身份演绎了两个反差巨大的情感故事。 　　编导策划为了追求“好看”的收视效果，刻意制造“冲突”和“悬念”，谈话的进程和节奏，对话的情境、结构被有意无意中设计，缺乏真实对话的语境，进入一个纯粹商业化操作模式中。当事人按照媒体要求进行情感表现，方能使情感进入市场，转化为利润。所谓真实经历与真实情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