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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村里被遗忘符号 　　当《南风窗》特约记者出现在广东东莞市那些垃圾填埋场的时候，人们的眼光都像在看一种绝迹多年的动物。 　　那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地方，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也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人。这是一群最不嫌脏，又最被人嫌脏的人。没有人会爱上这种地方，除了这群人——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城市中，他们都算不上是一种卑微的存在，事实上，“边缘”到似乎并不存在。只有垃圾场记录下他们的生存实录：有一群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命运，和垃圾成为一体。 　　但这一生存实录，在他们的迷茫中，离尽头也越来越近了。 捡出来的生活 　　垃圾围城，一个令人动容的词组，让城市里的人们对简单的垃圾填埋场日益仇视，每个人都嫌弃那里的脏与臭，批评着潜在的污染危险，然而似乎又都不记得，那些垃圾中，有自己的一份“生产力”。 　　2004年以来，东莞市开始要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场的公害意义，变得确凿无疑。唯一不嫌弃垃圾场的脏与臭的，只剩下那些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大岭山镇的旧飞鹅垃圾场，就在莞长路旁边的旧飞鹅岭，一处清秀的小山岗。这个简易的填埋场，养活着27名从事废品回收与垃圾填埋的工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资源回收。 　　2013年5月29日这天，高岗上的垃圾场里，一大群工人正在埋头干活，10几名女工在新到的垃圾里翻找废品，10几名男工则在把废品装上前来收购的货车。 　　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堆积了10天的废品，已经沿路排出上百米长的一条堆放带。破鞋子，破塑料，碎纸片，纤维袋，玻璃瓶，各各分类打好了包。来拉废品的货车一辆辆地开上来，10几名工人把货往车上搬。 　　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所以货一直没卖，大家都等得有些心急。 　　“卖不掉货，就换不成钱啊。”来自云南文山广南县黑支果乡的小王说，捡废品的工人都不拿工资，全部收入要靠废品分成，老板拿四成，工人拿六成，所以捡得多意味着收入多。 　　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丧气，因为废品的价格一直在很低位徘徊，相比以前，收??少了很多。 　　小王的妻表叔，永州人老冯，正站在垃圾丛中收集纤维袋，他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弹簧刀，提起一袋垃圾一刀划下去，倒出来一大堆绿色的泥巴。那些都是工厂里出来的垃圾，除了袋子，其它都没用。纤维袋已经堆了一大堆，老冯说得有个百来斤了，现在6毛钱一斤，捡了一天，自己能分到五六十块钱。 　　老冯说，以前赚钱比现在容易，那时候行情好，捡到的东西也多，一天能赚100多元，现在一天顶多就五六十元。“可不比你们，体体面面，赚得又多哟。”老冯并不经常见到穿得整齐干净的人，一见面，心里就有“我们”和“你们”的区分，在他眼里，“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老冯在垃圾场工作已经13年，常年光着膀子干活，身上每一寸皮肤都晒得黝黑发亮。他说自己已经13年没穿过上衣，即便是在冬天，也是早晨披着出来，一到垃圾堆就脱掉，他不怕冷，也懒得洗。“要不是为了遮羞，内裤我都不愿意穿。” 　　老冯身上一条齐膝的大短裤，一双黑色雨靴，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垃圾场，它就是个百宝场，什么都有，不用买。”小陈说，几乎所有工人的衣物都来自垃圾堆，比如老冯，就没见他买过衣服。自己虽然是司机，不捡废品，但也一样穿垃圾堆里的衣物。只有过年回家前，会去买一套新衣服，干干净净，“人五人六地回去”。出来打工的，回家都是荣归，不能被人瞧不起。 　　垃圾抵达场子前，早已经过城市拾荒者、环卫工人们淘过几次，所以能捡到的多是不太值钱的废品。工人们最喜欢的是电线，剥出来就是铜，价钱高，但是量很少，1‰不到。然而也有人捡到过宝贝——小陈伸出双手，在脖子和小臂上比划，手链、戒指、项链都有，全是金的，那一次那家伙可是赚大发了。 　　老冯说，那算什么，还有一个工友捡到过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千块钱呢。因此每当从垃圾堆里翻出钱包，大家都收起来，带到林子里，跟开彩票一样一个个拆开，林荫下的地面上，丢了一地的破钱包。更夸张的是有工人还捡到过小孩，从垃圾车上倒出来，有小被子裹着，几个月大的男孩子，哇哇地哭。 奇怪的村子 　　这些在城市制造的垃圾堆里谋生的人们，很少进入城市里光鲜的那一面。他们工作在垃圾堆，也住在垃圾堆，而垃圾堆往往都远离城区和人群密集的地方。老冯眼里那些“体面的人”不会来到这里，偶尔来一两个，故事就像《桃花源记》反过来讲一样。 　　在堆成一道巨墙的垃圾山下面100多米处，就是工人们的住处。两行简易的砖房，外面还用铁皮搭出一个个小间，就是他们的厨房，一户户人家就住在这里。 　　说一户户，是因为这里的工人都是夫妻搭档，一同在垃圾场工作，只有开推土机的小陈是单身。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的“村民”来自五湖四海，湖南、云南、四川、重庆……然而大家都自顾自地操着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