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儿女们.docVIP

梁启超儿女们 　　梁氏一家可谓“满门俊秀”。 　　梁启超的子女们从不炫耀父亲梁启超的显赫名声，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默默无闻地“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梁启超的九个儿女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一颗爱国心。九个子女中先后有七人曾到外国留学，他们在国外接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成为专家、学者，但没有一个为享受西方优厚的物质待遇而留在国外，都在学成之后，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 　　梁启超有三个儿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俩同时于1948年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 　　凡读过书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知道梁启超的。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学者，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自小聪颖异常，求知欲极强，在乡间有“神童”之称。他16岁中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维新思想，成为康有为授业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梁启超心系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了探索中国救国之策和强盛之道，与康有为一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成为闻名一时的改良主义运动领袖，时人并称“康梁”。 　　梁启超的两位夫人为他生了九个儿女，依长幼顺序是：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三人为李夫人所生，其余六人为王夫人所生。 　　梁启超的九个儿女中，有三位（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几位子女也都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学有所成，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非凡业绩。 　　一、长女梁思顺——父亲的助手和精神支柱 　　梁思顺（1893—1966）是梁启超的长女，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后来成为诗词研究家。梁思顺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为让女儿系统地学好中国古典诗词，梁启超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早期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梁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深受父亲喜爱。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梁思顺还担任父亲的日语翻译。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信件，后来这些信件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 　　梁思顺不但是梁启超实际上的助手，而且还是其精神上的支柱。梁启超所有的心情都向梁思顺吐露。在1913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共和党败给国民党。梁启超在面临困难时，写信给梁思顺说：“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 　　梁启超快乐的时候也经常想念梁思顺。他盖了新房子等着梁思顺回国，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吾之书房即在汝室旁，试思吾之宝贝归来，我岂肯令离我寸步者。”他还很高兴地告诉梁思顺自己亲手为她装饰房间的事。 　　梁启超在过世的前两年写信给梁思顺说：“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够多了。妈妈几次得病，都是你一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地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顺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 　　虽然父女关系十分亲密，但二人对“女性论”却有所不同，女儿主张“主权论”，而父亲却主张“贤妻良母论”，因此，父女之间一直围绕此问题争论不休。 　　梁思顺在1914年左右与马来西亚华侨青年周希哲结婚。周希哲是梁启超的学生，将他介绍给梁思顺的也是她的父亲梁启超。周希哲是外交官，婚后梁思顺随周希哲一起去到他上任的菲律宾、加拿大等国。 　　梁思顺操守高洁。梁启超逝世后，她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四个孩子，虽然十分困难，但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又拒当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物品。她热爱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梁思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 　　二、长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 　　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学家，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是梁启超的长子。 　　梁思成身体单薄，而且多病。为使梁家香火旺盛，1903年，梁启超在发妻李蕙仙的准许下，纳李蕙仙的侍婢王桂荃为妾。李蕙仙出身名门望族，知书达礼，是位贤德的夫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为了逃脱清廷追捕，流亡到了日本，李蕙仙冷静快速地处理完家事后，带着年幼的孩子与家庭其他成员离开了上海，也流亡到日本。 　　王桂荃出身悲惨，从四岁到十岁，被人贩子拐卖4次，最后一次被卖到清末名臣大学士李瑞芬家，后被李瑞芬堂妹李蕙仙看中，带回梁家当使唤丫头。王桂荃被梁启超收房后，一连给他生下了六个子女。李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