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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化竞争力理论研究视角选择 　　【摘要】本文基于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境遇相比对，提出并说明了在始终坚持有效结合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的理论分析原则下，选择以比较、批判、反思三个理论研究视角对中国文化竞争力进行思考的理由。 　　【关键词】文化竞争；视角；选择 　　【作者简介】杨荔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大学团委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40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70-0 　　当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毫不隐晦地宣称“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的观点以及在世界上所引起的各种反应。仿佛已经在昭示着。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各种复杂情结似乎一下子集中在了文化所具有的某种强劲的力量之上。而当约瑟夫·奈更为明确地描述文化的“软实力”概念时。不仅更加突显了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隐含了对于以文化“软实力”来实现某种更加宏大意图的欲望。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无非都在印证着这样一个事实：文化已不再单纯地作为人类发展进程的润滑剂而存在，而是以标榜着身份认同的较量的姿态走上了竞争的舞台，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不断翻腾，以文化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的态势也由西方推向了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该如何选择我们中国自身研讨文化竞争力的视角。这既是理论抉择创新的机遇。也为其后所必须进行的战略构想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 　　一、文化何以竞争 　　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由于人类的各种文化活动仅仅主要发生在由以超越自然之束缚为目的的物质生产劳动所决定的时空范围之内，个体无法从自然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决定了文化这个词只是“可以表达耕种、居住、敬神和保护当中的任何意义”，并不具有由表征竞争的符号意义。而当预示着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战胜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于高潮之中最终催生了文化的概念，文化一方面自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上所起作用的阐释始，被赋予了能够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在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乃至因其经济型态由工业时代转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过程中展示了其非领土扩张的能力，不仅以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塑造而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且因为“比利益和权力更多地蕴涵着超越国家、民族的人类共通性，可以便捷地穿越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障碍”，从而“具有武装战领、经济掠夺不具备的优点”。这必然诱发资本主义国家在争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之后转向谋求文化霸权的竞争。与此同时，来自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抗争也都不约而同地将抗争的视角停留在了文化的维度之上。对此，亨廷顿所表达的也仅限于对他认为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将导致全球政治格局的重建的担忧，而意大利政治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和美国学者米歇尔·哈特则明确提出了以文化主权来规定政治和军事主权在全球化时代的边界的“帝国”理论。由此可知。文化不再是一种以安详宁静之态表达自然的神性和超然存在的意义的精神活动。而是一种充斥着较量的躁动的欲望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即可理解为文化获得了表征竞争的合法性。 　　由此。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竞争力的出发点便来自文化对表征竞争之合法性的获得。而研究视角的选择则在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所勾勒的维度中得到确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中所透露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悲观主义的结论不甚可取，但是他所揭示的文化本质——文化是具有自身发展规律和生命周期的有机体，以及步斯宾格勒之后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对文化的成长动因的解释一是由于人类对于一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应战所表现出空前的努力。却诚然是我们认同并观照中国文化这一文化体的自身发展的理论前提。 　　二、隐喻竞争的文化比较视角 　　自晚清伊始，中国迫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大开国门。西方文明在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掩护下，对中国文化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甚至导致整个传统秩序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崩溃：“晚清以后中国文明突然整体性地瓦解了，不但是政治制度瓦解（表现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帝国式政治控制的松动。以及地方势力的崛起）、经济制度瓦解（表现为传统小农经济在近代工业经济面前的日益崩溃），而且连教育和文化体系都全盘瓦解。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志，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除，最终意味着传统中国的整个政治一文化机制的彻底崩解”。近代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实质性失败。不但引发了无数中国人对由传统价值和文化所支撑起的文化自我确认的深刻质疑和严重不自信，也树立了一个在西方世界看来最能反衬西方文明而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文化比较对象。于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都以一种隐含着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的较量中竞争获胜的论调，开启了在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