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学版图中遵义作家群.docVIP

贵州文学版图中遵义作家群 　　在贵州文学的“地图”中，遵义文学的重镇地位毋庸置疑。 　　我在这里说的是遵义，是遵义的文学；而非“黔北”或“黔北文学”。 　　因为在我看来，“黔北”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地域概念。地理上，黔之北，是贵州传统文化中常说的乌江以北，还是以省会为中心的贵阳（北纬26度）以北？而遵义，作为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其所辖之地则很清楚，就是2区2市10县（其中2个民族自治县）。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研究范畴内，“区域”与“地域”、“区域文化”与“地域文化”、“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表面上仅一字之差，然而区别很大。我国的区域文学，是一体化文学体制下的区域文学，其实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 　　前些年，有遵义学者将“黔北文学”界定为“包括生长、生活在黔北的作家在黔北的创作，黔北籍的作家在外地的创作和外地作家在黔北的创作，以及在黔北开展的文学活动和发生在黔北的文学现象”。论之所及，其实就是区域的遵义。 　　正是在这个区域内，贵州文学迈出了走向新文学的第一步。 　　1922年8月5日，来自遥远贵州的遵义少年蹇先艾，在北京的《益世报·益世博览会》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人力车夫》，此时他还不到16岁，到北京求学不到两年。蹇老后来说，这是“一篇比麻雀的鼻子还要短的、八百字的小说”。此后，他组织成立新文学社团“曦社”，自筹经费办文学刊物《爝火》，编辑《爝火旬报》，加入文学研究会……在新文学的道路上一路迅跑，创作活动异常活跃。1926年1月，他的成名作《水葬》问世。后来，鲁迅先生把蹇先艾的《到家的晚上》和《水葬》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并在列举乡土文学作家序列时，把来自“老远的贵州”的蹇先艾，排在比蹇年岁稍长、创作稍早、成就稍高的许钦文、王鲁彦之前。也许，在鲁迅看来，蹇先艾的确是一位纯粹的乡土写实小说家。 　　如今，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回望上世纪20年代的青年蹇先艾，再审视今天的遵义文学或贵州文学，可以确定地说，蹇先艾作为中国“纯粹的乡土写实小说家”的文学地位，至今无人超越。更重要的是，正是他，在此后五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作为贵州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人品和文品，至今也同样无人超越。 　　比蹇先艾年轻一些、“出道”稍晚、但与他同样流寓在故乡之外的，还有一批遵义文学青年，其中的佼佼者，如段雪笙、卢葆华、寿生（本名申尚贤）、陈沂（本名佘万能）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或为生活所迫，或为求学之需，离开家乡，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去寻找另样的人生道路。 　　段雪笙是在1925年成为中共党员的作家。他在上海法南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参加创造社的活动，与左翼作家往来，常去拜访鲁迅先生，《鲁迅日记》中有多次关于“段雪笙来”的记载。他很可能是曾与鲁迅有过直接交往的唯一贵州作家。当时，他曾出版小说《两个不幸的友人》、《女护士长》等。后来，段雪笙奉派到中共北平市委，并主持筹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领导北平、天津等北方大城市的左翼文学运动。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创办了《前哨》、《北方文艺》等刊物，写下了不少文章，刊发在《前哨》、《北平文化》、《榴火》等进步文艺刊物上。他在北平的《平等》杂志上发表小说《林康节》，写下长诗《五人祭》痛悼在上海龙华遇害的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遗憾的是，他的一些作品以及更多化名发表的作品已无处可寻。 　　卢葆华（名夔凤）则是“五四”运动时期遵义的一位著名叛逆女性。《贵州近代史》中曾记述遵义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卢夔凤激昂慷慨登台演说之事。她不甘于婚后“善事夫子”、“红袖添香伴读书”的生活，1928年离家到上海求学、在江浙工作。她的主要作品新诗集《血泪》（1932年）、小说《抗争》（1932年）、旧体诗集《飘零集》（1933年）、旧体词集《相思词》（1933年）、散文集《哭父》（1933年）和文言体自传《飘零人自传》（1945年）等，真切记录了她坎坷而悲惨的一生。 　　上世纪30年代，还有一位笔名为“寿生”的遵义青年漂泊于北京。1934年至1936年间，他在胡适主编的“向不登文学作品”的政治新闻评论周刊《独立评论》上，先后至少发表了10篇短篇小说、12篇时论。胡适十分器重年仅20多岁的寿生，曾在刊物中着意介绍，在“编辑后记”中予以点评，甚至写下专门文章予以讨论。寿生的短篇小说，写的全是他的家乡贵州务川一带的人与事。在他的笔下，当时贵州民众水深火热的生存状态，令人触目惊心。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准，足以与同时代的乡土小说家们并肩媲美。或可以说，寿生正是沿着蹇先艾的足迹，走在乡土写实小说之路。 　　与上述几人不同，陈沂自1928年16岁离乡后，就一直在外工作和写作。他加入北方左联，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在家乡生活经历的影子。他的小说《回乡》、《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