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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理路 　　【摘要】近代以前的中国因国力强大、文化优越而不失自信，但随着甲午战败，国人民族危机感日益增强；九一八事变后，时人从不同层面探寻民族复兴方略，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民族复兴遭遇顿挫；改革开放之后，民族复兴的内涵不断丰富，并逐渐成为国家政府、社会各界的共同认知。 　　【关键词】民族复兴 思想理路 萌芽 成长 升华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思想，是在国人对辉煌的古代史、屈辱的近代史、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史、新中国成立后曲折建设史的认知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通过国内外历史演进的对比获取思想资源，呈现出明显的历史性、时代性特征，阐释了民族统一与不屈不挠精神的重要性，文化层面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构成了民族复兴的基本动力，强调了国际视野与民族内省的必要性。民族复兴思想历经清末民初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时期，呈现萌芽觉醒、成长勃发、升华超越的思想理路。 　　萌芽：屈辱中觉醒 　　近代以前，中国形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不仅有繁荣的海上贸易体系，还形成了庞大的欧亚大陆贸易网络，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首屈一指，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就“占到全球的近1/3”。①又因政治、文化等层面的优势，中华民族充满了自信，中国国力与文化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有识之士产生了明显的危机感，但并未让国人的自信轰然倒塌，直至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官僚或士大夫认为中国会被日本击败。虽然这种“自信”已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和严重的自欺性。甲午战败，朝廷上下深以为耻，严复表示：“深耻大辱，有不无可讳焉者。”②《辛丑条约》的签订则让国人的民族耻辱感达到顶点。孙中山强调国人已经成亡国之民，中国状况甚至“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③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梁启超则明确指出日本“挟此优胜之技以心营目者，岂直一朝鲜而已，是故吾睹朝鲜之亡，乃不寒而栗也”，④国人的民族危机感与民族耻辱感，构成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心理基础，加之经过舆论媒体的大势渲染迅即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进???内化为集体性耻辱。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精英以“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传统思想进行内在反思，正如梁启超表示“我祖宗所留贻我之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⑤在屈辱中寻求民族自信，并从不同方面提供应对方略。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派强调“中体西用”，资产阶级改良派则主张仿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则力主以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来“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陈独秀则强调了爱国心的重要性，认为“国人无爱国心，其国恒亡”。一战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复兴民族文化。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的主张体现了有识之士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虽然强烈的悲情意识不免让一些国人产生激进的复仇情绪，但强调了塑造国民性、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悲情意识逐渐转化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正面情感动力，“忧亡国，忧破产，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⑥民族复兴意识在屈辱中不断觉醒。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不同阶级与阶层的“民族复兴”话语兴起于中国被动挨打、积贫积弱的历史情势之下，隐含了对中国辉煌历史和悠久文化的情感记忆和精神寄托，但话语指向并不统一，其中关于复兴内涵、路径选择的矛盾言论常有发生，加之近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正在形成之中，因此“民族复兴”话语并未真正成为社会思潮。 　　成长：救亡中勃发 　　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是民间舆论还是政府党派均意识到反抗日本侵略乃民族复兴之机，在这些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民族复兴”意识勃发，“民族复兴”话语时常见诸报端，逐渐成为国难时期的社会思潮。 　　就民间舆论而言，时人从不同方面提供守土卫民、民族复兴之方略。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并将目光聚焦于乡村社会，强调了公民、文艺、生计、卫生四大教育对复兴民族的重要作用。梁漱溟努力于乡村建设，同时也认为民族复兴、繁荣进步的关键“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工业化”。⑦还有人从气候方面论证中国优越性，相信中国若统一，“则中国之强盛，绝非他国所能比拟”。⑧事实上，社会舆论更多从东西文化层面进行认知，试图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一种文化路径。如张君劢认为民族复兴应“不必预存东西文明异同的见解，或村治与国治的界限”，⑨需要民族意识、“民族情爱”、“民族智力”，也要“民族意力”， 同时“须从教养入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乃当今根本问题。”⑩ 　　就政府与党派而言，他们将民族复兴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现实命题相联系，并在理论与实践上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想的深化。中国共产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