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docVIP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 两汉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历史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理论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质，成功地维系了思想统治，影响到君主的临朝决策和治国施政。这种传统不仅赋予汉代历史以特殊的文化风貌和政治生态，而且也为后世王朝所承袭发展，历史影响十分深远。然而，把汉代君主作为行为主体，观照其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行为和权力运作，却是迄今研究视野中的一个盲点。因此，本文拟就此探溯源流，揭橥因果，以求教于史学同仁。 一 我国自三代以来，素有重视思想统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秦代极端文化专制主义浩劫后，儒学超拔于百家之上，在汉初统治思想选择过程中被王朝正式接纳并定于一尊，开辟了封建意识形态统治的新时代。这个历史转折造就了汉代君主在儒学领域的一系列理论行为，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在上述宏观背景之下，汉代“儒学皇帝”的文化形象和“亦君亦师”、实施思想规范的皇权职能，被从历史底色中凸现出来。 我们知道，由于阶级、历史的局限和社会的分工，封建君主大约从来也没有扮演过思想理论创造者的角色，汉代诸帝亦莫能外。他们在先秦以来庞大的思想遗产面前，不过是充当了一个选择、接受和规范者。所以，汉代君主的理论行为，不同于思想家创立观念范畴、建构思想体系的思辨形式，而是依次践履着从接受到规范的两步曲。前者大体上可称为君主儒学教育，但从君主对儒学的研习接纳角度表述，更能够体现皇权对理论需求、选择的主体意志；而后者实质是意识形态管理和一种特殊的思想统治。因此，我们只有超越单纯的教育史研究视界，才能触及应有的历史深度。 其三，提高君主道德素质的需要。儒家把君主的道德素质视为影响治乱安危的根本条件，“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甚至君主“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5〕，故“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6〕。按照儒家的天君合德观，君主要合天之“诚”，法天之“仁”，顺天之“明德”，而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型君主，只有通过承师问道，研习儒学伦理经典以“广明德慧”，才有可能臻达。 最后，从汉代历史实际看，在儒家文化的大氛围下，有些君主在儒经研习上确乎表现了超乎寻常的热情，由登堂而入室进入了研究层次，这里除了政治动机外，应承认有学术兴趣的因素。 二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经历了一个形成过程。汉初，新王朝对于统治思想处于探索选择阶段，思想界禁锢逐渐解冻。诸子百家之学复苏，与此相应，帝王之学亦呈驳杂，未有一定之规。刘邦委任大儒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教刘盈，却又以道家张良行太子少傅事，便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刘邦本人对待儒学的态度，有一个认识转变过程。据《古文苑》“手敕太子”逸文，他告诫太子，“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这说明刘邦已从过去的轻儒转而重视读书并以此督促太子。从现有史料看，陆贾奉敕所献《新语》，算得上这位开国君主所接触到的儒学著作了。陆贾在书中推崇圣人之道，批评“夫世人不学诗书”〔7〕的社会风气，应该对刘邦父子有所影响。 黄老之学既兴，遂成帝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史称“孝文好道家之学”〔8〕，又称“本好刑名之言”〔9〕。不过，文帝亦习儒，十三年《除肉刑诏》中便征引了《诗》。在黄老风靡之时，也酝酿着儒学的崛起，有识之士力倡新的君主教育方式。贾谊向文帝进言：“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正矣。”他征引《学礼》ｔｕō＠①言西周制度，主张储君分别入东学、南学、北学、西学和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达到“德智长而治道得”〔10〕，并把太师、太傅职守确定为教诲天子讽诵《诗》、《书》、《礼》、《乐》，“谕于先圣人之德，君国畜民之道”〔11〕。然而，文帝“不用其议”〔12〕。 内容来自.nseac. 后有博士晁错上书，他说：“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术数，是指“人主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知所以听言受事而不欺蔽，知所以安利万民”〔13〕，张晏注：“术数，刑名之书也”，张瓒认为，“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晁错说，“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并谈到“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14〕，可见这时传统六艺的一些内容还保留在帝王教育中。文帝善之，遂拜错为太子家令，“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15〕。当时又有张欧“以治刑名言事太子”〔16〕，东阳侯张相如任太子太傅（学术倾向待考），后免，推文吏出身的大臣石奋继任。文吏系指吏员出身以明习法令积劳积功晋升的官僚，多属法家倾向。由上可见文帝时期储君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