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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农业雄心壮志科研与停滞不前产业化 　　华中农大校园内一块近20亩的水田，三面被3米高墙围住，另一面是宽阔的湖面。眼下时节，几位学生正在田里插秧，“跟普通水稻是一样种的。”学生说。不同的是，这些秧苗上面都挂着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材料编号，而其中一块田里盖着纱网，是做抗虫实验的。 　　“想让外界知道我们的研究水平” 　　华中农大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内从事转基因水稻研发的重要机构，但林拥军团队的工作之前一直不为外行人所知，直到2009年8月，农业部为“华恢1号”及其杂种“Bt汕优63”颁发了安全证书，这里突然成了媒体的焦点。“很多记者不知道安全证书是怎么回事，以为要产业化了。”范敬群回忆说。 　　不过，直到今天，这两个获得安全证书的品种仍没进行商业化种植，但转基因水稻还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其实是担忧。 　　“我们在1995年就开始进行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研发，2005年开始进行安全证书的申请，2009年获批，这是第一代转基因水稻，第二代产品是双价Bt水稻，就是带两个不同的Bt杀虫基因，抗虫效果更强，另外还带有抗除草剂基因。”林拥军说。 　　“Bt蛋白对人体是无害的，Bt食物美国吃了16年，Bt农药作为有机农药，用了60多年了，它的安全性是做过充分评价的。”林拥军特别强调。不过，他也表示，目前实验室已经研制成了第三代Bt水稻，其特征是Bt杀虫基因主要在茎秆和叶片组织中表达，在大米中表达量接近于零，消费者更易接受。现在他们正在研究大米中既不含Bt蛋白也不含Bt基因的新品种。 　　“一位美国同行说我是用错误的命题做错误的科研——我承认，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想让外界知道我们的研究水平。”林拥军说。 　　“回到过去的农业生产模式并不实际” 　　转基因水稻对农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像抗虫水稻，不能说所有的虫子都不用防了，但主要的虫子，比如鳞翅目害虫就解决掉了，这部分可以减少80%的农药使用，光这一块就可以每年节约100多亿；还有除草的问题，现在用的是很贵的专杀性除草剂，第二代的抗虫除草剂水稻应用后，用普杀性的除草剂就行，可以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减少农药使用，有利于恢复农业生态。”林拥军告诉记者。 　　对于恢复农业生态，一种观点是想返回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的所谓生态农业，林拥军认为，这种想法可以局部尝试，但很难普遍推广，主要是现在制衡的环境已经失去，天敌不能制衡虫子，虽然可以努力恢复，但过程非常漫长。 　　“我们曾经在金华做过两个实验，用天敌对水稻害虫进行制衡，尝试恢复自然生态环境，但那种做法是不计成本，不计损失的。对于只有一两亩地的农民，很难操作，因为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虫子，才有它的天敌，那就必须以一定损失为代价。而现在农民希望的是零损失。”林拥军分析说，现在土地面积越来越紧张，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多，已经没有更多空间和余力来做这种实验。 　　绿色超级稻的梦想 　　中国4.5亿亩水稻种植面积，目前单产在400多公斤。虽然袁隆平先生的超级杂交稻可达到近千公斤的亩产，但这是在探求水稻的增产潜力，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大量施肥的高投入基础上，这种方式很难说是可持续的，普通农民也做不到。对于中国农业来说，无疑需要找到一条少投入、多产出，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发展路线。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提出了绿色超级稻的概念，即少打农药、少施化肥、抗旱节水和优质高产的新品种。林拥军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水稻必须将转基因技术和常规育种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稻种资源内和其他物种的有益基因才能达到，在基本不打农药，粗放管理的条件下，就能得到较高的产量，这样经济上更划算。 　　多年来，国家对水稻转基因研究非常重视，包括华中农业大学、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中国水稻所和浙江大学在内的多个研究单位分别在抗虫、抗除草剂、抗逆等多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在水稻抗逆研究领域积累了相当的优势。 　　“从世界上来说，真正大规模种植抗虫水稻的是伊朗，05年开始商品化生产。菲律宾目前正在对黄金大米进行田间测试，明年有望大规模种植。”林拥军又表示，对于中国何时会放开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目前还不得而知。 　　转基因粮食产业化搁置多年 　　2009年，与华中农大转基因水稻品种同时获得安全证书的，还有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发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对于这一先进品种，当时有媒体称“商品化生产已箭在弦上”，但四年过去后，这支“箭”还是没有发出去。 　　玉米是我国重要的饲料用作物，不过，玉米中植酸磷含量很高（作物中磷的主要存在形式），但猪、鸡、鸭这些单胃动物缺乏相应的消化酶，而缺磷又会对导致动物生长不良，不能被吸收的磷结合了钙镁等元素排泄出去，还会对土壤、水体造成污染。而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出现，有效解决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