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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HP方法科技保险实施效果实证研究 　　摘要：基于公共治理理论，构建包括科技企业、保险公司、政府部门和第三方机构在内的科技保险公共治理框架，设计科技保险实施效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考量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科技保险实施效果，结果表明，四直辖市在科技保险保障范围和保障深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 科技保险；公共治理；实施效果评价；AHP 　　中图分类号：F840.6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3-0043-05 　　一、引言 　　量化分析科技保险实施效果，揭示潜在制约因素，对于科学制定科技保险深化发展政策，进一步发挥科技保险防范创新风险、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研究科技保险实施效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科技企业、保险公司、政府部门和第三方机构这一多主体视角对四个直辖市的科技保险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以揭示不同地区发展科技保险的制约因素，并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科技保险具有正外部性，这一点在学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识[1-3]。在解决科技保险外部性的方法选择上，我国学者偏向于采取政府干预，即开展政策性科技保险[4，5]；与之对应，政府主导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成为科技保险的主流模式。在科技保险发展的早期，这一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具有合理性，它有助于提高组织效率，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但是随着科技保险的深化发展，这一模式的弊端不断凸显，并突出表现为企业参保率低、保费补贴依赖度高、原创性产品严重缺乏等[6-10]。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激励相容和信息不对称等突出问题，无法有效的调动科技企业、保险公司等主体在产品开发和产品推广过程中的积极性。 　　为了改变上述现状，有必要对现有模式加以改造；而问题的关键则是充分调动科技企业、保险公司乃至第三方机构（如保险中介、行业协会等）的积极性，搭建基于多主体协商的科技保险产品开发和产品推广决策体系。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点，提出科技保险公共治理模式（见图1）。 　　科技保险的公共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主要存在几点不同：第一，由政府的“单中心”主导向“多主体”治理转变。政府不再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其作用主要体现为统筹规划、协调各方，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为保险公司、科技企业、第三方机构等主体发挥潜力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不仅关注需求方（科技企业）的正外部性，同时关注供给方（保险公司）的正外部性问题，调动保险公司在科技保险产品创新和产品推广过程中的积极性；第三，重视中介公司、行业协会、孵化器管理方等第三方机构在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的作用，加强引导和支持。二、科技保险实施效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一）基于多主体视角的科技保险实施效果评价体系 　　由上分析可知，科技保险的运行绩效应当是多主体合作的结果，因此，对于科技保险实施效果的评价应当基于多主体视角，构建综合绩效评价体系。以下分别从科技企业、保险公司、政府部门和第三方机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科技企业是科技保险的需求方，科技保险政策设计的初衷在于防范科技企业的创新风险，提升企业的创新成功率，并最终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从科技企业方面评价科技保险的运行效果，主要在于评估科技保险在创新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作用。结合保险领域的相关研究，选取以下几个指标进行测度：参保企业数量（反映了科技保险在某一地区的普及率，因此，间接反映了科技保险提供风险保障的范围）、风险保额（间接测度了科技保险的保障深度）和保险金额。 　　保险公司是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方。从保险公司方面看，有三个因素可能制约科技保险的实施效果：第一，产品创新程度。科技保险的初衷即是为了化解和分担科技型企业面临的特有科技风险，提供风险保障机制，因此，能否开发出契合创新风险特点的保险产品，成为影响科技保险实施效果最为关键的因素。第二，出险理赔金额。如果说风险保额代表了科技企业潜在可能得到的风险保障，理赔金额则直接测度了科技保险为高新技术企业所提供的损失补偿水平。同时，保险企业自身来讲，保费收入与理赔支出的差额，构成了承保收益的主要来源。 过高的理赔金额可能制约保险公司推广科技保险产品的积极性。第三，理赔时效。理赔时效通过消费感知影响科技企业的参保积极性，并最终制约科技保险的发展效果。 　　公共治理框架中，政府部门扮演着组织、协调的角色；它通过提供制度、搭建平台，为科技保险的顺利运行提供保障。综合来看，政府在如下几个方面的治理行为，会制约科技保险的实施效果：第一，对于科技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损失提供的补偿机制。第二，对于保险公司所面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