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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与教育变革普遍化取向 　　摘要：现代中国知识系统与教育的重建是在西方经济、文化、教育强势进入中国的背景下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与西方知识系统、教育进行对话的态势逐步展开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接纳、吸收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知识系统与教育并使之合法化的过程，从而在将中国引入由西方国家和知识界主导的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消弭了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和传统知识系统与教育重建近现代中国知识系统与教育的可能。 　　关键词：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与教育变革；普遍化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084-06 　　收稿日期：2013-06-10 　　作者简介：荀渊（1974-），男，宁夏永宁人，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历史与文化、高等教育管理等研究。 　　1840年后由西方入侵带来的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是历史研究无法回避且不断予以阐释和反思的议题。其中，对西方知识系统即西学的回应，无疑构筑了19、20世纪中国知识与教育变迁、重塑的主线索[1]（p1）。从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的引进与新式学堂的举办，戊戌变法时期的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到新政时期书院改学堂和新学制的建立，再到民国后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实验，尽管其中不免混杂着中西文化的各种传统、话语方式与实践形态，但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教育与知识系统，很大程度上被渲染为一种基于广泛共识的共同行动。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知识分子在追逐西方学者引肇的学术革新和思想世界的变迁轨迹时，实际上忽略了基于自身知识、文化传统的创新与再造，也忽视了站在中国的立场思考问题的知识基础的建构。追根溯源，西方普遍主义的影响固然深远，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知识与教育变革进程中所采取的态度也该检讨。 　　一 　　在由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基督教文明主导的世界文明变革历程中，一个长期占据主导的观点是，人类所有文明都是同质的并最终走向统一，因此关于人类对自身、对所处的世界的认识，对构筑人类社会所有要素的认识，都可以作为人类所有群体共同的知识基础[2]。不过，对于被迫卷入世界文明进程的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而言，一直都在面对但同时也在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被迫卷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一体化进程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至少在一点上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即主要由西方知识阶层构筑而成的知识基础乃至创造、发展知识的方式，潜藏的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奉行的普遍价值与意义，刻意或无意地忽视着非西方文化的本体存在。 　　在方朝晖看来，西方知识系统源于“认知”的目的，而儒学知识则是服务于人格成长和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前者遵从的是“知”的逻辑，后者遵从的是“做”的逻辑[1]（序2）。实际上，由于在历史的时间、空间变迁中都缺乏足够的对话，两千多年来的中西方学术，从整体上来讲代表着不同的知识与文化传统。尽管人们时常可以从西方文化中发现一些与中国古代学术类似的学术思想，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1]（p9-10）。传统中国的知识体系以经学为中心，传统教育则以理解和揣摩圣贤与经典的真理为途径，以培养自觉的道德修养为目的。作为传统教育唯一的合法知识资源，儒学之所以能够与王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二千余年之久，与其有着一整套自我解释的理由有关：它把建构社会秩序的和谐、维护君主与国家的权威和培养士人与民众的道德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与社会的秩序等级也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议题建立起来的，至于对其所进行的解释、分类、表达，则是王权治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3]（p143-144）。 　　西方的知识系统，包括天文、历算、地理、数学、几何、生物、医药、音乐、美术、建筑等，特别是代表着地理大发现和天文学最新成就的地圆说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最初则是由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带入中国的，并且很快进入了少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之中。早在明末，艾儒略《西学凡》就告诉中国人，“极西诸国，总名欧罗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即文、理、医、法、教、道[4]。在此基础上，西方逐渐发展出了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基本架构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并在大学内确立了分学科、专业开展教学研究的制度结构，进而不断促进着科学知识的增长与学科分化[3]（p144）。当然，有一点还是必须指出，即便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接触西方的1840年后，西方的知识系统本身实际上尚未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压倒性的优势，其所依赖的力量，主要还是工业化导致的全球性贸易扩张以及资本主义先天的对土地、财富的贪婪攫取。这也使得裹挟于军事入侵与商业渗透之中的西方知识系统是一种强势介入，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