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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期待“人民性”农民文学 　　1949年建国前夕，新政协筹备会下设的第四小组在起草未来国家《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时，针对原拟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名，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先生建议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先生称：“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他的意见也得到了董必武等人的认同。但是，“民主”一词的政治内涵，恐怕并不像张先生所说的那样容易不证自明。个人的倡言是一回事，历史现实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分歧则极有可能是另一回事。而“人民”一词的内涵也在近百年里发生过多次变化，早期曾包含的劳作、平等与尊严等意义最后也大部被冲淡。由此，对于文学来说，“人民”“人民性”所指向的“人”的平等，一种内在精神与生活方式的正义，以及反阶级化的“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式内涵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方面，这样的“人民性”文学带上了平等、反叛、解放等政治性冲动，它们将引领我们重回反思以及探询未来的诗性想象之路；另一方面，这样的文学也同时定义着真正的“人民的诗人”的要求，它呼唤着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承认/认同关系，这正是“集体”或者霍耐特之谓“团结”的真切意义之一。 　　一、“沉默”与呈现 　　二十世纪早期，鲁迅曾将中国农民升格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之一，表达了他的“哀其不幸”的深深隐痛。其后更有王鲁彦、蹇先艾等的乡土小说，以及茅盾、夏征农、叶紫、沙汀等的农民小说。一方面，它们自然而然地秉承了古典文学中的“悯农”传统；另一方面，实际上它们也不引人觉察地培育了读者们对于农民文学的偏至阅读趣味，养成了他们对于这一类作品的全面批判的立场。诚然，这有其合理性。这里甚至不必提到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状态的1920年代周作人笔下的浙东故乡、废名笔下的鄂东黄梅，1930年代京派沈从文的湘西、东北作家萧红的呼兰小城等另一种乡村传统的叙述——虽然充满着惨淡的故事，但同样有一种浓郁而坚韧的乡土传统或者农村政治纠缠在其中。延安时期，赵树理的“小二???”成为妇孺传诵的故事，并且他的作品被迅速上升为“赵树理方向”（1947年）。类似的作品越来越多了起来，从戏剧类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到小说《荷花淀》《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等，至少在解放区，农民很快成为话语的“中心”，开始昂头挺胸，活得像个人样儿了。但是到了1949-1966年间，出于特殊时代“舆论一律”语境的关系，情形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当年社会主义的农村小说，虽然它们可能保留了农民“解放”实践的更加鲜活的想象和场景，关于这些小说的阐释，倒是没有办法一直坚守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就表现得愈益明显。一方面，如一些文学史著作认为，柳青的《创业史》表现了“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史诗性”，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风土人情中和了政治叙事中的路线斗争框架”，浩然的《艳阳天》“对生活细节的重视使得这部阶级斗争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和可读性”，等等。由于文学史在时间中的编纂性质，这些判断（或说“想象”）可以被认为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沉淀，并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以来，关于这些小说的不同分析也逐渐增多起来，譬如关于赵树理小说的“形式”困难和“算账”作风，柳青的《创业史》中文学叙事“与历史实体的差异”，以及梁生宝的“缺失成长过程”，等等。后一类分析，“注解”了当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想象不仅是与实践紧密关联着的，而且它自身也是一个复数力量的场域，其间隐晦地充满着诸多不同想象之间的调和、冲撞、乃至争夺。从这方面看，如果借用不同主体间“间性关系”的视野，这些红色经典可能有更多复杂的“声部”会被呈现出来，虽然它们原本都是高度整体性叙述的。这样一来，在吉登斯“解放政治”的逻辑下，原来一些熟见的现象如今成为了新的问题，并期待着人们的回应：比如，《三里湾》《山乡巨变》里群众对互助组、合作社的抵触，与《创业史》《艳阳天》里的完全信赖态度如何彼此参证？像赵树理一贯使用绝不含糊的数目字所意味的“计算”方式，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到底意味着什么？《三里湾》《创业史》甚至后来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当中反复提到的远景“计划”，是否有特殊含义？像《三里湾》《山乡巨变》里新人物出场介绍中以趣事、性格化描述为主的日常化（但《山乡巨变》后面的写法已有变异），与《创业史》《艳阳天》里相同介绍却以时间序列的“故事”刻意去诠释某种思想或品格形成的历史化，暗含着什么样的不同？那个在上述这些红色经典中几乎呈现从少到多序列的“斗争”“阶级斗争”等字眼，它们实际上潜藏了什么样的政治化过程？还有那些十分关键的问题：《山乡巨变》里邓秀梅提到的“公事”和“私事”分开的策略，它在与其他文本的对比中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