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台村蒙古族族源传说陈美所传说的记录与评述.docVIP

三家台村蒙古族族源传说陈美所传说的记录与评述 　　三家台蒙古族村位于湖北省鹤峰县中营乡.2002 年 12 月,经鹤峰县人民政府批准,三家台蒙古族村正式成立,成为湖北省唯一的蒙古族村.自民族村成立以来,就受到了新闻媒体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关注,各路学者慕名而来,近年来,唐胡浩、杨光宗、沈再新、黄词、王志清等人撰写并公开发表了多篇研究该村落的相关论文.部氏族人的族源传说---陈美所传说在唐胡浩等人的 《散杂居地区”同而不化”的策略性应付---基于湖北省鹤峰县三家台村蒙古族的人类学考察》; 黄词的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以湖北鹤峰三家台蒙古族村为例》; 唐胡浩的 《交融与传承: 紧密型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建构---对三家台蒙古族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等文章中都有所评述.人物传说因其自身具有历史性、解释性、文学性、文化性等特点而促使众多学者将目光投向该领域,于是陈美所传说的记录与评述由当地文献记录拓展开来,在外界不同学者的文本间得以呈现. 　　一、时间刻度彰显变异轨迹:陈美所传说的内部写本与外部写本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有关部门认定部氏族人民族身份的工作过程中,部氏族人所持有的修谱时间分别为乾隆四十四年 ( 1780) 的 《部氏族谱》 ( 残缺本) 与民国四年 ( 1915 年) 的族谱成为确认蒙古族身份的重要佐证.目前陈美所传说在官方文献的最早文字记载见诸于 1982年鹤峰县委统战部对鹤峰县蒙古、朝鲜、畲、满等少数民族和走马、梅坪、铁炉三个公社民族成份鉴别的复查报告,[1]( P. 503)在该报告中,将部氏族人中当时流传的陈美所传说作为确认该群体蒙古族身份的证据之一.该报告从侧面提供了陈美所传说的记录史,而该传说在部氏族人的口头传统中的诞生时间则不能据此确定,正如民俗学家陈泳超所言,”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某时期被记录的民间故事,通常只能表示这一时期内有这样的故事在流传,或者说,这一故事最晚到了某时期一定是流传的,却不能表示这一故事是到了这一时期才产生; 同样道理,假如某一时期没有发现某一故事的记录,也并不能表明这一时期该故事不存在,或者到这一时期为止该故事还没有产生.也就是说,关于民间故事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记录史,一种是其实际的生命史.前者是可以观测的,后者就几乎无法企及了.它们之间偶或可以重合,但多数情况下,我看只是貌合神离.”[2] 　　陈美所传说在当地颇有影响,2010 年 8 月笔者进入三家台蒙古族村进行田野作业期间,就有一位中营乡政府的蒙古族工作人员委托笔者论证陈美所传说中的部官荫是否是大圣奴本人的问题.到达三家台蒙古族村后,时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部先瑞为笔者提供了一份编纂时间为2002 年 12 月 20 日的 《中营乡三家台蒙古族村简介集锦》,陈美所其人其事在部氏族人自发编制发行的这一 “内部写本”的 “三家台蒙古族的礼仪习俗”、”三家台蒙古族起源”、 “部氏一世祖的传说”[3]( P. 5 -13)等章节中重复提及,陈美所事迹究竟是历史还是传说这一问题在部氏族人中并没有清晰的分界.于是笔者在走访村民的调查过程中特意提及聆听该人物传说的要求,普通村民都能大略知道陈美所搭救部氏族人始祖的大致内容,而不太关注传说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细节,在被问及具体内容时,村民们往往会推荐退休小学教师部玉池等人,把叙事的权力交给部氏族人中的 “现代混合型的底层精英”.[4]( P. 23)在讲述陈美所传说这种集体记忆的知识生产中,当地村民认为部玉池等人的讲述才具有权威性; 或者有的普通村民笃信文字资料的真实性,认为”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 指 《三家台蒙古族村简介集锦》) “. “底层精英”自己编订的 “内部写本”几乎成了传说的范本,可以看出文字具有超越口头的极大权威性,作为书面文本的 《三家台蒙古族村简介集锦》塑造了稳定的陈美所形象,书面文本成为了干预传说形态的重要手段. 　　与人人皆知的 “内部写本”相比,村民们对于被外界视为三家台村 “标志性文化”[5]( P. 50)的 《部氏族谱》的辑录内容则知之甚少.关于陈美所的事迹在修撰于民国四年 ( 公元 1915年) 的 《部氏族谱》一三卷三有所记载,内容梗概为,明末时期湖南松滋地区遭遇李自成队伍的兵乱,部家仆人陈美所搭救了部氏家族的九世祖部受谕.对照族谱可见,搭救对象并非口头传说中的一世祖部官荫,于是那位中营乡工作人员提出的疑问已经有了答案.关于陈美所事迹的口头传说与 《部氏族谱》的文献记载并不一致的情况,在先前进入当地进行田野作业的多位学者都有所提及,三家台村因其是湖北省唯一蒙古族村的缘故而很早就成为了人类学者、民族学者的田野 “熟地”,先笔者而来的学者们的论文中留下了很多涉及陈美所传说的 “外部写本”.例如,黄词在其论文中论述部氏族人姓氏来源时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