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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 　　摘 要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曾对知识分子参与电视节目生产进行了思考，认为电视扰乱了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固有规则，并对科学和艺术的生存造成不良影响。但由于中法两国的媒介体制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知识分子需要电视媒体做为其表达思想和担负责任的平台，同时，中国的电视媒体在与新媒体的激烈竞争中，也需要知识分子的专业表达。 　　关键词 布尔迪厄 电视 媒体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媒体竞争加剧，借助知识分子的专业特长制作的电视节目日益增多，文化类、科教类、财经评论类的电视节目常常可见知识分子的身影，一些重要的时政类新闻中，也开始穿插专家学者对于新闻事件的看法和评论。不可否认，知识分子介入电视，必须遵循电视制作的客观规律，比如接受采访的长度、讲话的要点，要事先接受电视媒体的把关。知识分子在融入电视媒体的过程中，必须接受电视媒介受到资本宰制的事实，而知识分子在遵从传媒收视率规律的过程中，往往又会将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让渡。 　　为此，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认为商业逻辑所制约的收视率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人或艺术家“合作”来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在电视无所不及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知识和艺术创作也受到了商业逻辑的严重侵扰和蚕食。布尔迪厄总结说，科学理论和艺术价值不能以公决的形式来裁判，因为科学理论和艺术价值场域内的生产者和受众，本是同一群人，即知识分子，但是，电视媒介的受众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群体，即“大众”，原本为知识分子创造的内容却要由“大众”来检验，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着一些错位，并最终影响到科学和艺术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以这样的视角观照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极容易得出结论，即在中国，那些在电视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知识分子成为明星学者，电视由此严重干扰了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固有内在规则，也最终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倒向媒体，热衷于在电视媒体上寻找认可和象征资本。 　　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布尔迪厄的这些观点？在中国社会的当下语境中，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应保持何种关系？ 　　1 媒体是知识分子的必备工具 　　从历史的维度看，知识分子和媒体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媒介的发展历程中，从语言、文字、再到印刷术、电子媒体，知识分子往往是这些媒体的驾驭者和普及者。他们通过使用媒体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促成科学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到了近代，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左拉率先发表在《曙光报》上的公开信。而知识分子也多指具有社会良知，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上，关注公共问题的人士。公共知识分子产生后，媒体与知识分子的联系更加紧密。美国学者萨义德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体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①查德·A·波斯纳给出的界定是：公共知识分子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②我国学者朱苏力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由于在特定的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③因此，知识分子需要借助大众媒体等工具向公众来表达思想、提出建设性意见，没有大众媒体等工具，知识分子的思考、表达活动便无法产生社会影响力。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影响下，开始出现近代报纸和刊物，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自办报刊指陈时事，启迪民智，表达自己的观点。直至新记《大公报》创刊，张季鸾更是用手中一枝笔，坚持文人论政，评判时政，将舆论导向有益于民生的方面。没有这些知识分子，便没有影响深远的《时务报》、《新民丛报》、《大公报》，而没有这些媒体，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产生如此重大的社会影响力。梁启超正是通过自己的办报来践行维新变革的思想，在他的一生中，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并不是疏离的，而是将思想表达与媒体的公众影响力密切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自己所思所想，改良抱负，通过媒体来传达到民众，希望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可见，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用媒体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是切实在与媒体的互动过程中，传达自己在专业领域内思考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激发民众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最终达到有益于民生的目的。离开了媒体的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传播思想的工具，导致自己的思想成果，最终尘封于历史，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 　　2 电视等电子媒体是当下知识分子普及科学文化、担负社会责任的重要渠道 　　《关于电视》一书写作的环境背景是上世纪的法国，媒体的发展逻辑主要是以收视率来决定广告收益并最终决定知识分子所参与节目的内容，知识分子在其间只是充当电视台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