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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异化与文本意义追寻 　　内容摘要：语文教育的“异化”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语文教育自被指责为“误尽苍生”以来，虽历经了基础教育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几乎没什么本质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异化的祸首，我认为是对语文教材里作品（主要是文学作品）的“意义追寻”。本文就语文的异化与文本的意义追寻谈些看法。 　　关键词：异化 意义追寻 文本 　　语文教育的“异化”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自打《北京文学》1997年11期刊登了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1998年3期登载了洪禹平的《误尽苍生——也谈语文教育》，语文教育被指责为“误尽苍生”以来，虽历经了基础教育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几乎没什么本质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异化的祸首，我们认为是对语文教材里作品（主要是文学作品）的“意义追寻”。 　　应世的语文和应试的语文都是语文的异化，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文本（主要是文学作品）教学的意义追寻。 　　所谓应世的语文，指的是适应社会需要的语文、应生活之需的语文，它源出于长期通行于语文教学领域的语言（语文）工具说，实际上是基于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语文“器用”说。应世的语文以取得直接的功利目的和效果作为行为准则，把语文片面地作为应付生活、应付需要的工具。应世的语文一旦被用来作为庸俗化政治的工具，那就不仅仅是学习语文的学生的悲哀，教着语文的语文教师的悲哀，也不仅仅是语文的悲哀，更直接是语文所表征的民族的悲哀。这一点，已经为十年浩劫所不幸证明。 　　应需的语文往往追寻意义，而意义也曾固化为模式，在这一点上，杨朔的散文就曾风靡过全国的语文课堂。评论家周泽雄这样来描述杨朔散文的影响：“我敢说在那些年里，在中国大陆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间教室里，到处弥漫着杨朔的道德文章。由于杨朔的文章被大量选进统编教材，又由于杨文在教材里相对显得鹤立鸡群，操着不同方言的语文先生遂不约而同地在课堂上向全中国的娃子眉飞色舞地讲述杨朔的高明所在。挖掘杨文的每一寸意义，体会杨文的每一个结尾，既成了对老师教学能力的检验，也自然成为对学生语文水平乃至道德情操的正当考验。由于杨文??革命境界过于高峻，课堂也就相应蒸腾出教堂的意味，语文老师也便有了牧师布道的感觉。这样的气氛，会使我们无视真实的内心感受，只顾无条件地向杨朔投诚。于是，杨朔散文作为一种模式，便在孩子们心里牢固定型下来。”[1]杨朔的散文如果只是写给自己看看，或者只是在文学界成为一种流派，成为一种个人风格倒也罢了，但是事实上杨朔散文成为了一种载体，教化的载体。“杨朔对我们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于，它掀起了一股寻找意义的竞赛。杨朔是发现意义、创造意义的高手，教材中的每一篇杨文，都具有在篇末把境界急剧拔高的能力。比如《香山红叶》中有位老向导，自称在香山这么多年，就没闻到过香味。这事原可以有多种解释，最自然的一种是老汉嗅觉不太灵光，照古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道理也说得通。你猜杨朔怎么着？他竟然发了这么通感慨：‘我的老大爷……你的心过去（按：指旧社会）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我当然气得大叫：这算哪门子逻辑？难道1949年以前的中国老百姓都不配有闻到香味的鼻子？但当时，在语文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我们谁不是佩服得死去活来？由于学生们无法像杨朔那样老练地发现并创造意义，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作文里疯狂地杜撰它。”[2]杨朔的散文是应世的、应需的，它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是倡导了说假话，这样的语文价值观在很长时间里统治着语文课堂，像锤子钉钉子一样把“意义”钉进学生的脑子，结果必然是学生和语文一起异化着。“左”的思潮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横行天下，是因为有“左”的脑子呼应着，而“左”的脑子的形成，和杨朔散文以及杨朔类宣传的“左”的熏陶多少有些关系吧？“意义”仿佛圣谕一样不可动摇、不可怀疑。到了十年浩劫，语文的教学“成果”终于化为大字报、大批判稿，它的“恶”与“丑”今天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但它的源头来自“假”，来自异化的语文应世观，则不是所有人都眼明心亮的。 　　应世的语文得到拨反了吗？不错，“文革”语文是被唾弃了，但造成“文革”语文的根子很难说就被彻底拔去。语文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了，那它可不可以成为其他什么的工具呢？比如经济建设的工具、现代化的工具、改革开放的工具、奔小康的工具、阐发主义、思想、理论的工具？不错，语文是可以有以上列举的种种功能的，但这不是语文的本质，更不是本质的语文。语文既不能应世，也不能应试，语文只能应人。一旦把语文摆到“什么什么”的工具的位置上，语文就失去了自我，也就远离了人的生命。我非常同意潘新和先生的观点：“从字面上看，‘应付生活’‘应生活之需’似乎没什么错，言语活动当然要为了谋生应世，但是应付了生活不能忘了人，不能忘了生活是人过的，人不是生活的奴隶，而是生活的主人；不能忘了教育主体是人，要以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