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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力与国家创新体系新思考关于中国案例研究 　　摘要：在最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学研究里，“技术能力”和“国家创新体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是用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技术能力和国家创新体系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欠发达国家的“追赶”过程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技术能力进步和技术创新的过程。文章探讨和研究了这两个概念如何被应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尝试进一步地探索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能力的理论如何更有效地用于我国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从而揭示和证实国家创新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技术能力；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创新政策 　　一、 导言 　　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从国家的角度研究后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及相关政策；另一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1942年间的一系列著作，专门探讨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和相关问题研究。1987年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是将李斯特和熊彼特的理念结合起来，并进行深化研究，使得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其中主要以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为代表，分别是伦德瓦尔以“用户一生产者”相互作用为切入点进行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理查德·纳尔逊对美国支持技术进步的制度——即美国创新体系的研究及C·弗里曼对二战后日本创新体系的研究。 　　Lundvall以微观切入宏观的研究开创了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微观学派。他通过考察“用户一生产者”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研究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并探讨了国家边界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相对于Lundvall从微观角度来讨论宏观的国家问题，Nelson对二战后美国和Freeman对二战后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则标志着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宏观学派的建立。 　　Nelson总结出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许多新技术的私有化，创造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利润和市场；二是新技术来源的多元独立并相互竞争；三是严格依赖技术创新后的市场力量选择，而不同厂商提供的创新也主要依赖于该厂商自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国家创新体系这样的领域，技术并不是固定的，因此由中央来技术研发资源的分配并不会更有效。因此，Nelson认为，一个创新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技术的多元结构”。 　　而对于日本技术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使Freeman得出结论：日本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管理，也与社会及制度变革的推动有很大联系，而且通产省的某些促进与坚持实行确定的长期战略目标这两点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Freeman定义了狭义的国家创新体系，其结构如下图所示（冯之浚，1999）。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在Lundvall等人的三项开创性研究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OECD（1997）、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Patel与Pavitt（1994）。而且，Patel与Pavitt考虑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 　　1990年，波特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他认为，技术创新是在实现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作为公司的外部环境。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能加强也能削弱公司的竞争力，政府可以影响创新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方式的某一部分。1994年，英国经济学家Patel与Pavitt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国家制度安排，体现了组织的效率和国家能力，并且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技术和知识流动的效率和方向。因此，他们进一步提出创新在不同的国家也会表现出多样性。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报告中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包括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内的多个机构在内参与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是一个网络结构的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创造的组织，而且能够在该网络中进行储存和转让。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在西方经济学家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国内学者的相关工作则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分析，包括对国外理论的介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宏观理论上予以探讨和研究（冯之浚，1999），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分析框架的新探索（连燕华，2000；石定寰，1999），国内外国家创新系统的比较研究（冯之浚，1999；钟惠波，2012）等。另一部分则是有关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具体微观问题研究。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前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庞大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国家创新体系，1978年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创新系统经历了十分独特而深刻的变化（薛谰，2002），国家创新系统现有知识流转情况（柳卸林、赵捷，1999），转型的过程、特征（李正风、曾国屏，2000）、存在问题（顾海，2002）以及转型的目标（邓寿鹏，1995）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指标构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