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发展脉络综述.docVIP

议程设置理论发展脉络综述 一、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 议程设置这个概念早在便士报出现之时就已伴随我们,那时它还没有被明确贴上这个标签。美国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最早阐明这一理念的理论家之一。他在《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认为，人们不会像对脑海“图景”那样直接对他们的身外世界做出反应。他写道：“因为身外世界过于广阔、过于纷杂、过于转瞬即逝，因而很难直接了解。普通人不能基于这些被简化的图景做出重要的政治决议政治决议由技术专家来做，能用更好的模式引导自己的行动。因此可以说，当代的议程设置概念多多少少直接来源于大众社会的观点。因此，他认为，公众回应的不是环境中的真实事件，而是“我们脑海中的图画”----他称之为“虚构环境”（pseudoenvironment）： 总的来说，真实的环境太大、太复杂、太捉摸不顶，因此很难直接把握。我们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处理这种细微的、多样化的、充满变换和混合的状况。从总体上看，我们不得不依据这样的环境来采取行动，也不得不用一种简化的模式来重新构建这种环境，然后才谈得上对它进行控制。（Lippmann,1921,p.16） 有关议程设置理论的直接表述最先见于1958年诺顿.郎(Norton Long,1958)的一篇文章中，文章中写到：在某种意义上说，报纸是设置地方性议题的原动力。在决定人们将谈论些什么，多数人想到的事实会是什么，以及多数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是什么，，它起着很大的作用。（P.260）在早期,库尔特.兰和格拉迪斯.恩格尔.兰(Kurt Lang and Gladys Engel Lang,1959)也曾对议程设置思想提出过早期的表述：大众媒介促使公众将注意力转向某些特定的话题。媒介帮助政界人士树立公共形象，媒介还不断披露某些人与事，暗示公众应当去想它，了解它，感受它。（p.13）。 继李普曼之后，在50年代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影响下，一些学者纷纷提出议程设置的猜想。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科恩（Bernard Cohen）1972年，种种关于议程设置的猜想与假设，终于被投入实证性检验。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肖（Donald Shaw）进行了著名的查普尔希尔（Chapel Hill）研究，并发表了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第一项系统研究成果。研究结果支持了议程设置说的假设，也就是媒体对论题报道量的多寡和安排的版面位置，会影响公众对议题重要性的认知。由此，一个新的传播学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产生了。……大众媒介可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议题-----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可以为竞选活动设置“议程”。他们这样写道：“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证据表明，编辑和播音员每天要完成选择和展示新闻的任务，因此他们在塑造我们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即它所具有的构建公众思想和引发他们的认知变化的能力-----就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大众传播最为重要的功能恐怕就在于此-----即为我们安排和组织了脑海中的现实世界。简而言之，大众传媒并不能告诉我们应当思考什么；但在告诉我们应该对那些事物进行思考上，大众传媒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1997，p.5）换言之，议程设置就是在公众的头脑中建立起突出的事务或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麦库姆斯和肖的最初研究遗留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议程设置的因果顺序（causal order）问题。查普尔希尔研究只证明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其并未指出二者孰因孰果，也就是究竟是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还是公众议程影响了媒介议程。于是，在其后的夏洛特（Charlotte）研究中，麦库姆斯和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媒介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确有其效果，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ShawMcCombs，1977）Rogers和Dearing将议程设置研究的基本框架加以扩展，把媒介议程设置研究、公众议程设置研究、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整合为一完整的“议程设置过程”（agenda setting process）Rogers和Dearing 对议程设置理论的这种整合最终体现为“议程建构”（agenda building）概念的提出。Rogers Dearing,1988）：首先，媒体要讨论那些事务是重要的，形成媒体议程；其次，媒体议程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公众的思想，或者是与公众的思想进行互动，形成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以某种方式影响决策者的思想，或是与决策者的思想互动，形成政策议程。理论家们用最为简单和直接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理论：媒体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又影响了政策议程。Rogers和Dearing对于议程设置研究的整合工作及其对“议程建构”的理析，对后来的研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