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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红利”时代经济答案 　　只要对中国经济稍稍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不论是改革开放30年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还是全球化红利，都将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既然趋势不可逆转，我们不能一条道走到黑，那就需要探索出一些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了。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要探路，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路上可能存在哪些问题。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人口结构的方向性转变。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2年已开始下降，同时，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及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大幅减小，影响经济供给能力的扩张。更重要的是，人口红利上升阶段累积的不平衡需要在人口红利下降阶段消化，中间可能伴随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和金融稳定的风险。养老问题、如何平衡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利益问题，都将日益突出。 　　第二，结构失衡突出，最根本的是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投资率高。而消费弱、投资强则造成了产业结构中工业占比大、服务业发展落后。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了人口问题，更有政策扭曲的因素，包括行业垄断、不合理的财税机制（税收过度依赖流转税、财产税比重低以及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其服务和转移支付）、金融压抑（存款利率管制和资本账户管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 　　第三，高储蓄、房地产泡沫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我国的货币信用周期，这是未来5-10年最大的宏观风险。高储蓄率意味着很强的投资需求，货币扩张受CPI通胀的限制较小；而信用扩张和房地产纠结在一起，有着很强的顺周期特征。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在货币信用周期的上半场，房地产泡沫吹得越大，信用（包括影子银行）扩张越快，下半场的调整就越痛苦。 　　人口政策的方向性转折 　　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我国人口的不均衡发展，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货币信用周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上半场是红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要供越来越多不劳动的人（老年人）消费。平衡代际收入转移将是政策调整的一个???要方面。 　　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上，政府决策将会越来越多地考虑避免给未来的年轻一代造成太大的负担。一方面，退休年龄的增加不可避免，同时会促进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在退休安排上，可以借鉴欧洲一些国家的创新做法，增加灵活性，弱化其代际收入转移的力度。 　　意大利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开始推行多项养老金改革，把“界定福利养老金计划”改为“名义账户计划”。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年金的计算方法：前者根据退休者的工作年期和最终工资计算，与寿命预期无关，结果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政府养老开支的负担越来越重；后者则考虑了退休者在职时期的总贡献和寿命预期。受欧债危机影响，意大利政府希望通过提升工人的工作寿命时间，并将退休年金的计算与寿命预期挂钩来减小公共开支，提升退休保障系统的可持续性。2012年1月，其将女性和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从60岁和65岁提升至62岁和66岁。此后，法定退休年龄会按时自动提升。 　　除了公共的退休保障安排。个人累积和变卖资产（人在青壮年时期，储蓄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累积资产，到了退休以后，把资产变卖给年轻一代以换取他们的收入。）也是代际收入转移的重要途径。不过如果因某种原因，如政策扶持或外部因素使得资产价格不跌，那么老一代人占有的社会资源就显得太多，会挤压年轻一代。要避免这种状况，或资产价格的大上大下，就需要防止在人口红利时期资产价格过度上升。在我国，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也涉及代际的分配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十八大报告在论及人口问题时，首次去除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说法，而是强调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预示着中国人口政策有了方向性转折。 　　缩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简单方式，是缩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公平。在这个大框架下要做的就是调整政府支出和税收结构，加大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在政府支出结构上，增加公共服务支出、降低投资支出的比重。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加大政府对医疗、教育、环保等领域的投入，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税收上，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率。当然，也要采取措施弥补对总体财政收入的影响，增加财产类的税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应是财产税的重要方面。 　　我国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是近年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式，一是打破垄断，增加竞争，比如破除相关行业准入的限制，分拆现有的超大规模企业等；另一途径则是加大政策对其定价、利润率以及员工报酬的干预和限制。 　　在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由市场形成，但资源要素价格（资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