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都是旁门左道”.docVIP

“我做都是旁门左道” 　　人在江湖 　　2004年，王朔就开始替人讨薪。“咱不指着这个挣大钱，但出去了也不能让人家把咱当成要饭的”。王朔说这话时显得很谦虚，找他帮忙讨薪的人，什么经济条件的都有，但他，应该算个有钱人。 　　王朔和朋友在沈阳合伙开了一家当铺，300多平米的临街门市。6米多高的大理石外立面，把两层店面套在一起，中心是一个繁体的“当”字，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公安系统联网”指示牌，再无其他装饰。当铺门口停着两辆款式相同的奔驰吉普车，一黑一白，所有要进当铺的人，都必须从它们旁边经过。 　　推开门，刚刚的压迫感随之消失。柔和明亮的光线，乳白色的地砖，高档的水晶吊灯和布艺沙发让人感觉很舒服。王朔说，当铺始于南朝，那个时候来的都是迫于生计的穷人，而现在都是些着急用钱的生意人，他们不会真的当掉东西，只是短期资金周转，所以这里不能寒酸。 　　王朔有些发福，但一米八的个头还是让他看上去很健壮。小手指粗细的黄金项链在黑色西服的映衬下，格外抢眼。长期工作在当铺的有5个人，他们对王朔十分礼敬，“王哥”几乎是整间当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讨薪策划师？听说过，但这不能当职业，要不然饿死了，还拿什么替别人要钱！”王朔只有在年终岁尾才做讨薪生意，平日还是靠当铺赚钱。这个时节，建筑和服务行业都在开工，又不是工程款的结算期，所以讨薪的活是淡季。 　　在王朔的讨薪团队，有两个律师和十七八个残疾人，没有活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讨薪的事，他们就由律师带队，领着单拐、双拐还有轮椅的残疾人兵分几路奔赴讨薪现场。找到欠款的单位或个人，就不论白天黑夜的跟在他们身边，或守在单位门口，除了打标语念口号之外，什么也不做，内容也就是“欠债还钱”“工作辛苦，回家过年”“保护残疾人家庭”之类的话。因为去的都是残疾人，对方不敢说也不敢拦，况且还有律师跟着，要是一个动作不小心，或说错一句话，都可能被揪住小辫子。现在的人都很看重信誉，尤其是建筑和服务行业，如果在门口有这么一群讨薪人，恐怕就没生意了，欠薪方只好乖乖把欠款还清。 　　虽然方法老套，又难逃无赖之嫌，但王朔认为，“背井离乡赚点钱不容易，对于那些干事不讲究的人，就得用不讲究的手腕对付。” 　　讨薪成功后，王朔的讨薪团队会获得两成的佣金。他说这些钱不全是给他的，里面还有讨薪过程中的人头车马费，到他手里其实剩不下几个钱。但他喜欢干这个事，觉得自己有点像罗宾汉，让工人兄弟挺起腰板要工资，而且不用亲自讨薪，这也减少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冲突。 　　也是受害者 　　王朔对“讨薪策划师”这个称号不以为然，但他确实是讨薪界的前辈。早在2005年，他就开始导演讨薪示威，不是为别人，而是给自己。 　　那时王朔刚开始做生意，和家人东挪西凑了二十几万，从浙江拿到了一个涂料品牌的代理，在给承建方供货的同时，也是18个刷墙民工的包工头。 　　熟人引荐下，王朔接了一单在沈阳粉刷楼盘内外墙的活。原本是一桩好生意，但结账时，承建方的老板却以房子没开盘为由，让他等到过完年再清算。让王朔意想不到的是，还没等到腊月，老板就收工走人了，剩下的销售方一口咬定已经和承建方清了账，没义务再给王朔钱。 　　王朔没钱给工人开工资，拿不到工资的民工们很激动，用涂料在楼盘外墙刷出十多米长的“欠债还钱”，还和楼盘的销售经理动了手。这非但没有讨回工资，还惹恼了销售方，声称如果不还原外墙和赔医药费，就要去法院告王朔伙同民工“破坏他人财产”和“蓄意伤人”。无计可施的王朔，只好重新刷了墙，又出了4000块钱医药费，这件事才算平息。 　　讨薪未成的民工只能死死盯住王朔，除了回老家过年的，剩下5个民工代表都搬到王朔家住，还有人把家人也叫来了。到晚上睡觉时，双人床上挤4个人，连翻个身都困难，地上还有打地铺的，厨房和厕所堆满了工具，90多平的房子挤得没处下脚。无奈之下，王朔把妻子和女儿送回了娘家，连过年都没敢去见见她们，“那可是我过得最热闹的春节”。 　　要不回工程款，不但开不出工资，王朔好不容易谈下的涂料代理也丢了。2005年，除了要账，他无事可做。 　　弱兵最强 　　王朔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正规途径讨薪。给予他信心的是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颁布的《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同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村妇女熊德明追讨2000多元工钱，震动全国。这些举措让王朔这样的“被欠薪”者，看到了希望。 　　但实际操作则远比想象困难。王朔求助过的律师说，解决一个欠薪案最长需要二三年的时间，每个工人的材料都有一本书厚。再加上农民工流动性大，当时又没有劳动合同，这一连串的困难让王朔望而却步。 　　到了2006年春节前夕，看着原来工地上的二期、三期逐个开盘，王朔终于无法等待了，他决定和开发商撕破脸，用更激进的方法去讨要，“我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