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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祠禄制度与文学关系 　　摘要： 两宋的祠禄制度，对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的宋代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文人有着各方面的影响，由此，以陆游和辛弃疾为例，以其作品及各种传记、笔记为出发点，探究祠禄制度对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心态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字：宋代祠禄制度；文学创作；陆游；辛弃疾 　　中图分类号： IO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两宋文化的发展与成就无疑是令人瞩目的。对此，不少国内外的先哲前贤都曾予高度评价。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①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一些日本学者则把宋代文化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③这些评价并无言过其实之处，它是建立在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化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自宋立国之初，太祖就确立了??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太宗即位后，将其进一步深化为“兴文教、抑武事”的原则，之后的继任皇帝们大都遵循着这条基本路线，文人的地位因此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自宋太宗开始推行的“右文政策”，对文人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宋太祖在太庙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④的祖训，促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在宋朝社会中普遍盛行。 　　宋代的政治制度与前朝相比也有一些改变，尤其是在职官制度方面。宋朝的职官制度在形式上承袭了唐朝后期和五代后周的旧制，但也相应地做了一些变革，祠禄制度就是两宋职官制度的一个创新。宋代祠禄官的典型特点是专职的但却无实际执掌的宫观官，祠禄之职有自申请, 也有朝廷差遣。其制定的初衷是“佚老优贤”，《宋史》中记载“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对于年老多病,不堪厘务的官员,处以简职以食其禄。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当时的宰辅王安石, 对于那些持异议者及不执行新政的官员,一般都给以祠禄，于是又增添了多处宫观，“王安石亦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诏：‘宫观毋限员。’⑤”同时，给以宫观祠禄之职，又是皇帝沟通无意仕进者、尤其是素怀隐逸思想的人才的方式，是笼络贤才的途径。因此，一方面造成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自身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影响士大夫的政治命运；2、保障贫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3、便于士大夫的学术研究。陆游《新辟小园》“祠禄縻人未弃官，春深幽谷有余欢。笋生遮道妨行药，果熟团枝碍整冠。煮酒拆泥初滟滟，生绡裁扇又团团。退飞风际由来事，莫羡青霄刷羽翰”⑥一诗真实描绘了奉祠士大夫（祠官）清闲自在的生活。辛弃疾的《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老退何曾说着官，今朝放罪上恩宽；便支香火真祠俸，更缀文章旧殿班”虽仕途起伏不定，但祠俸还是给了他些许心理安慰。士大夫奉祠，在淡化其政治身份的同时，事实上也意味着其作为文士和学者身份的强化。这对于文人的文学创作也是一种促进。梁天锡先生说：“虽然，宋理学家若朱文公之辈，每藉祠禄以养生，即开办书院讲学者亦偶有之，然千中无一也。”祠禄之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客观而言，该制度也促成了一批颇具才学的士人离朝在野，成为里居地方的精英群体。而任祠禄官带来的福利让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基本的经济保障，可以相对从容地专注学问、研习诗文。由于祠禄制度又有“任便居住”一项，所以他们还具有非常自由的人身活动空间和思考创作空间。换言之，祠禄制度保证了一群政治失意但有真才实学的士大夫的物质基础、创作时间和自由氛围，为他们专心著述、游戏诗文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文学活动的发展。 　　祠禄制度对陆游、辛弃疾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创作内容上，由于离开了朝廷，不再着眼于大政方针，也不再只有为国杀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担任了虚职，文人们就有更多的空闲走入寻常百姓家，走进田园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眼界也“开阔”起来，已然完全不同于在职时的心境。因此，两人在此期间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着眼于日常生活，将普通的百姓入诗，将他们的劳作场景细细描绘。而且议论成分在这时期的作品中有所减少，咏物写景的作品有所增加，颇有以此言志之感。同时，与任官期间不同的生活经历影响了文人们的创作，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以前从未涉及到的题材，扩大了他们的写作范围。由于祠禄期间较为优越的物质环境和充沛的可支配时间，两人都有大量的游览经历。丰富的游历除了使记游成为他们创作的一大主题外，两人也各有其特点。对于陆游来说，其记游作品的历史感更加强烈，大量历史人物的入诗使得他在表达个人情感时更增加了其厚重感；而辛弃疾的记游则依旧无法摆脱个人的境遇，多将景物拟人化，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抒发个人的感情。此间关于友人邻人等的记事唱和之作也不容忽视，退居乡间，领官奉祠，日子虽然平淡，却也无政坛上的风波险阻，文人们可尽情领略村野风光，游山访水，与友人宴游唱和，夜间茗茶读书，与古时有志之士神交心许，使得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