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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一个需要精耕细作研究领域 　　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最近三十余年来，“家族式”企业成为民营经济普遍采用的组织模式。但是，当前鲜有企业家承认自己企业是家族企业，个中原因，除了我们民族上世纪初以来所经历的独特的心历路程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家族企业”这一概念本身内涵欠明确，导致其外延不够清楚。一谈起家族企业，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家族所有、控制、管理”的原始、初级的企业。虽然大部分中国人内心深处抱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想法，但是，企业一旦沾上家族二字，犹如在其周围拉起一圈厚厚的黑幕，身处黑幕之外的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家长权威”、“裙带关系”、“隧道行为”，以及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箱操作，或者干脆抱着“富不过三代”的古谚，在一旁“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以上描述的的确确是当前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家族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境遇。实际上，当前中国人的迷茫只是欧美人对家族企业认知过程的再一次重现，西方学者对家族企业的评价也经历了一段“否定之否定”的历程。早在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就认为由于可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技术的应用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公司财富的所有权广为分散，与之相伴随的是个人决策权和控制权的衰落――财富的所有权没有相应的控制权，而财富控制权没有相应的所有权。约半个世纪后，钱德勒考察了美国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现代大企业的成长以及职业经理阶层的兴起过程，指出管理的“有形之手”取代市场“无形之手”的过程正是“经理式”企业压倒和取代“家族式”企业的过程――当现代工商企业规模和经营多样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企业管理权就会和所有权分开，支薪经理既支配了中低层管理也支配了高层管理。 　　上述两个论断可以分别称为“伯利―米恩斯命题”和“钱德勒命题”，伴随着美国大型工商企业的巨大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大命题受到了大多数学者教条式的推崇。但是，一些学者在上世纪50年代就指出，伯利和米恩斯的结论仅仅来源于对??业表面现象的观察，处于马歇尔的个人业主式企业和经理式企业之间的是那些表面上、法律上的公众公司而实际上的家族企业，企业的控制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家族手中。事实上，借助强制权强化机制，股权的分散并不必然导致两权分离，相反可以使大股东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控制权。钱德勒命题同样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家族企业并没随着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发展而消亡，最近十余年来，学者“惊奇”地发现在英美国家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是家族企业而非公众公司构成了大中型企业最普遍的组织模式。相关研究此处不再累述。 　　目前，西方学者和民众已经能够对家族企业进行客观的评价，但是反观国内，家族企业所处的舆论环境仍然不容乐观，甚至一些家族企业自身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家族企业。基于此，王明琳博士在著作《上市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浙江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全额资助出版）序言中就着重表明了下述观点：其一，家族企业是一个连续分布的谱系，就某个具体的家族企业而言，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从“前店后厂”的手工作坊到巨型跨国公司集团，都可以视为宽泛意义上的家族企业，不能用“原始”或者“现代”来简单描述，“家族治理”也是一种中性的企业治理模式，不能用“好的”或者“坏的”来简单评价；其二，基于家族企业是一个连续分布的谱系，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两分法是必要的，但已经无法满足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如要进一步理解同一环境中的家族企业形态的复杂性、制度框架的差异性和行为取向的多元化，必须进一步深入剖析家族企业所处发展阶段、最终控制性家族的类型、风险偏好、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等内在特征，因此，家族企业研究是一个需要学者精耕细作的领域。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上市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研究》一书专门对大中型上市家族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委托代理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国内上市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特征和外部制度环境，构建了家族企业的“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分析框架，系统地分析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业主权威”、金字塔控制结构等对家族企业代理关系的成本和效率产生不确定影响、但长期以来为西方传统委托代理理论所不同程度忽视的因素，为分析上市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较为切实可行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也可以视为拓展西方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的一次有益尝试，旨在提高其对家族企业的解释力度，也为分析包括家族企业在内的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组织建立起更加统一的理论基础。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周生春陈凌：家族企业：一个需要精耕细作的研究领域――评《上市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2）根据控制性家族与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