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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隐文人隐逸矛盾心态探析 　　摘 要：中国古代文人在乱世中隐逸自保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儒道两家对于这一行为都有相关的哲学思想，并且从不同方面对文人产生作用，将隐逸的行为举止及情感共鸣诉诸于文学作品。从隐逸文学文本里，后人可以感悟文人在乱世中寻求隐逸的忧思，剖析他们乱世之隐的行为选择，并深刻理解其在儒道思想影响下的矛盾心态以及价值倾向。 　　关键词：隐逸；乱世之隐；文化选择；矛盾心态 　　在古典文学中，“隐”最早可追溯到《周易》卦爻。儒道两家隐逸文化渊源于《周易》，又各形成一套隐逸理论。儒家倡导兼济入世，道家主张超脱出世。而时逢乱世时，文人对社会现实普遍感到失落，入世不得时，便产生乱世之隐的忧思。隐逸作为文人生逢乱世的一种行为选择，其或“求其志”，或“图其安”，又或是“全其道”，来表明不愿卷入时局，置身于乱世之外。正如庄子借伯夷、叔齐之口说：“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儒道两家的乱世隐逸哲学，共同塑造乱世文人的精神内在，但其二者在和谐统一下又锻造了文人隐逸的矛盾心态。 　　一、乱世文人的隐逸忧思 　　隐逸作为一种文化选择，自古有之。从上古到近古，一些政治家、文学家常将“隐逸”作为宿命性选择，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于自身命运的忧思和无奈，同时也表露出文人的不甘和抗争。伯夷、叔齐不食周栗而上山采薇，许由不受君位而洗耳颖水，陶渊明于南山戴月荷锄，林逋以梅妻鹤子终老。因而，隐逸非一时之气使然，必然有其深刻原因。 　　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中将隐士的隐逸行为归结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对于隐士隐居的原因，范晔的归类无疑具有普遍性。在范晔的概括中，乱世中文人隐逸的深刻忧思更是彰显无遗。或忧不能“求其志”，不能“全其道”，又或不能“图其安”，如老子西出函谷关乘青牛而去，陈与义逃亡巴丘不再出仕，张岱国破家亡避居山居。 　　春秋战国在诸朝代中是典型的动荡乱世。儒圣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道路上遇楚狂隐士接舆。接舆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以隐士接舆之口，道出乱世中为官者处境的危险。文人于乱世的“无道”下选择隐逸的方式，而隐居这一行为包含了他们对于乱世的失望与忧虑。孔子主张入世，认为治国平天下为“有道”，反之，“无道”。于乱世“无道”下，孔子提出士人应明哲保身，退而隐之，存身成仁，也是出于乱世中保全自身的需要。“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孔子以乱世“无道”下的隐逸作为“乱邦不居”、“免于刑戮”的一种方式，足可见其对乱世中生命堪忧的思考及宽容的态度。 　　道家代表隐士老庄，似乎不问世事、无所忧患，其实则不然。乱世的离乱、忧虑在老庄的著作中也有所见。老子虽追求“小国寡民”的理想，也揭露了“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这种残酷的现实在乱世之中是无法改善的，乱世中德行的凋敝与政治的残暴是隐士忧患的来源。庄子更是直接道出隐士隐逸的忧思：“遇乱世不为苟存”“不如避之以洁吾行”。可见天下衰亡德行衰败，隐士恐污其身的忧患已然蔓延，成为古代大多数隐士隐居的主要原因。 　　可见如孔子、老庄者，亦是对乱世有所期待却落入失望的境地，故而避之以洁行。隐逸者无论儒道，都非逞一时之勇，而是出于乱世的失望及忧虑，选择隐之。 　　二、乱世之隐的行为选择 　　儒家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观念，道家则尊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经?蛊卦》）等主张，这些信条成为历代隐士尊奉的人生信念与行为规范，正如李生龙先生所论：“中国古代的隐士没有一个没受到儒道两家隐逸理论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隐士都是以儒道两家的隐逸理论为思想支柱的。”概括而言，文人作品中普遍以“求其志”、“图其安”、“全其道”共同呈现乱世隐逸的行为选择。 　　1.隐居以求其志 　　在儒道乱世隐逸哲学的影响下，文人以隐逸行为来表露内心的志向，并以此为人生抉择。一方面，隐士一反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常态，拒绝入朝为官，选择自我流放与疏离。笔者认为，文人的隐逸行为是追求其志趣的一种选择方式。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争霸，战火连连。儒家虽倡导“达则兼济天下”，但在乱世中却力不足矣。孔子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可见儒家在提倡入世时，也主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魏晋时，陶渊明为追求内心的宁静，宁退隐田园自耕自足，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归去来兮辞》一赋，道出陶渊明隐居田园的志趣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