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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统合完成于《五经正义》历史动因 　　内容提要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教之争的积极推动、中国统一的政治契机和制度创新的特殊需求是经学统合完成于《五经正义》的历史动因。隋唐以前，没有必须将经典注疏规范化的特殊需求，故历代国学通行的做法是经学诸派共存并立，而隋唐以降，科举考试需要统一的教材及考试标准，必须提供统一的经典文本及其注疏。因此，制度创新是经学统合的主要动因。中华帝制的统治者不以统一经学的方式维护思想统一，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五经正义》孔颖达经学国学帝制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79-08 　　在隋唐，帝制国学及其国家学术从五经诸派时期，步入经学统合时期。孔颖达奉命主编的钦定经典注疏《五经正义》的问世是经学统合的历史过程基本完成的标志性历史事件。经学的统合与帝制的成熟是相互匹配的历史现象。国家学术的重大进展意味着政治理论的重大进展。经学统合是隋唐政治思想史的首要篇章，而经学统合的渊源与动因又是隋唐时期思想传承与演化的重要历史背景。本文着重探究经学统合于隋唐的主要历史动因。 　　一、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学的统合是其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必然结果，而完成经学统合的《五经正义》有其深远的经学渊源。为了全面认识《五经正义》的形成原因和历史价值，有必要先简略地追述一下经学的历史。 　　“经”字的本义是经纬之经，即织物之纵线，引申为常道、规范，因而“经”字很早便有了“常”、“道”、“理”、“义”、“法”等义项。在先秦，“经”可以用于指称一本书的主旨、提纲、要点。后来人们往往将一些被尊为典范的著作称之为“经”。不同的思想流派会尊奉不同的“经”。 　　广义的经学，亦即传授某些经典的学问，理应追溯到这些经典问世之时。在西周及春秋战国，国学及各类官学传授《诗》、《书》等典籍，各种私学传授某些古代典籍，这都属于广义的“经学”范畴。先秦诸子常常引据春秋以前的典籍，他们对典籍的研修也应属于广义的“经学”范畴。但是，在古代文献中，“经书”特???“儒经”，“经学”特指“儒术”，而“经艺”一词既可以指称“经书”，也可以指称“经学”，还可以作为“经书”与“经学”的统称。 　　以“经”特指“儒经”是帝制国学的产物。汉武帝崇“六经”，尊“儒术”，在太学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汉儒将五经之学据为专利，称“五经”乃“圣人之作”，为“五常之道”，并强调“经”字的“常”、“道”、“理”、“义”、“法”义项。于是“经”被赋予特定的内涵，特指皇帝钦定的“圣人之作”、“典诰之书”，“圣哲彝训曰经”，由此而逐渐形成的“经、史、子、集”图书分类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经”即“儒经”的意蕴。因此，在古代文献中，“经”通常特指帝制皇权钦定之“儒经”，故“经”亦有“帝典”之称。 　　古代学者很少使用“儒家经典”的提法，就连“儒典”、“儒经”的提法也不多见，更没有“儒家经学”的提法。导致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刻意强调“儒家经典”，只需单用一个“经”字即可指称一批据说由孔子等人编订或撰写的典籍。于是“经典”、“经籍”是“儒经”的统称；“经传”是“儒典”经与传的统称；“经义”特指“儒经”义理；“经训”、“经解”、“经说”通常是指对“儒经”的传注解说；“经师”、“经生”特指传授经学的学官；“经筵”、“经帷”、“经幄”是指皇帝研读“儒经”之处。与此相应，“经学”之“经”特指“儒经”。这些词汇的特定内涵都是帝制统治者独尊“儒术”的产物。 　　西汉以来，经学始终是官方学说及主流文化的主要载体，经学的分流与合流也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现象。导致经学分化的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经典文本不同。汉代经典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别，如《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两种文本多有篇幅与字句的差异，因而尊奉不同经典文本的学者之间在经义理解上多有争议。 　　二是学术旨趣不同。汉代有“今学”与“古学”的分野。“今学”关注经文“书法”所蕴含的深意，着力于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方法上侧重于经典思想的演绎，特别是对经文遣词用字的意图的解读；“古学”关注经文所记事件的过程和原委，着力于史实的考究和古制的阐述，在方法上侧重训诂文字，考证本义，还原史实。两种学风之争有时形同水火。 　　三是师说家法不同。例如，《春秋》之学有传承《公羊传》的公羊学与传承《谷梁传》的谷梁学之别。两大派别的师承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夏，都使用今文经，学术旨趣都属于学术界通常所说的“今文经学”。但是，这两大学术流派不仅所依据的经传文本有明显差异，而且在学术上、思想上多有分歧，彼此之间争论不休。 　　四是术业专攻不同。诸如通常被归入“今文经学”的有三家诗（申培的《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