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改制后数字出版发展对策研究.docVIP

大学出版社改制后数字出版发展对策研究 　　摘要： 　　实行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进程仍受到各方因素的制约。要想继续快速推动数字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大学社需在信息化建设和品牌打造方面加大力度，且根据自身特性来构建数字出版商业模式，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加强对外交流和合作，真正发挥自身活力。 　　关键词： 　　大学出版社 数字出版 体制改革 盈利模式 　　大学出版社占我国出版社总数的1/5左右，已先后实行了转企改制，对国内出版业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在数字出版产业蓬勃发展和社会各界努力推动文化产业繁荣的历史背景下，实行体制改革后的大学社的数字出版进程顺利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大学社改制成果的巩固与完善，且关系到大学社进一步的发展前景。改制之后的大学社如何将数字出版产业与本社自身特性有机结合，不断提升整体出版水平，使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旧有基础之上更上层楼，并更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应成为整个大学社普遍思考的问题。 　　一、改制后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进程的隐患 　　（一）旧体制历史惯性的影响。在旧制度基础之上的改革，即使忽略保守势力或既得利益者的“变通”反抗，也往往会沾染旧制度的痕迹。即使改革从整体上得以顺利实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总会有各种的缺陷或遗憾。大学社实行的体制改革，也不能免俗。 　　作为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将那些不符合本系统要求的成员或对本系统造成危害的成员剔除出局，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的进化过程，是重要一环。大学社作为一个生态系统，退出机制和进入机制的完善，同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大学社的进入门槛由于官方所设置的严格的审批制度而显得过高，一旦获准进入，除非发生重大失误，一般情况下并无必要担心被请出队伍。这种情况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事业单位体制历史惯性使然。这并非旧体制的惯性所影响的唯一所在。以退税优惠政策为例，与自主用人权等政策相比，这条政策可为大学社直接带来看得见的收益，因而更动人心。但退税优惠政策的实现，牵涉到很多环节，也更耗费大量的人力与成本，曾有社长“对是否还能继续享受优惠政策表示怀疑”[1]。制度的体系化，注定了各种制度之间的互相联系与影响。对旧有的不合乎时宜的政策或制度进行的改革，不仅要确保各种制度间的衔接和通畅，且应从整体着眼，激发制度的活力，使得各种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二）产业发展资金缺乏。从自身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学出版社的规模和业绩无疑应受到肯定。然而，如果与国内外的其他出版社进行横向对比，则令人心生担忧。在国外，以美国的培生教育集团为例，其2007年的盈利水平为88亿美元，[2]折合当时的人民币642.8048亿元，远远高过当时我国362.42亿元的盈利水准，[3]更遑论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中位置尴尬的大学社了。在国内，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提出将在3～5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销售双双超过百亿元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的目标。[4]就日渐形成区域垄断地位并纷纷上市的地方社而言，其雄厚的资金更是对部分大学社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将改制后的大学社卷入其中，并逐渐形成一系列占据垄断或主导地位的出版集团。与之相比，大学社显得十分弱小。然而，这并不是最坏的情况。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其数字出版事业尚在草创初期，急需大量先进的设备、专业的人才和最新的科技成果――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更坏的情况出现了：就发展资金的获得而言，改制后的大学社新的优势尚待确立，而旧有的优势已失去或正在失去。 　　首先，长期以来，纸质图书的销售收入是大学社获利的主要源泉。“然而，中国纸制出版物的销售，这两年增长缓慢，幅度大概在3%～7%，比GDP的增长要低。”[5]图书出版市场的疲软，导致多数大学社资金流入的渠道被堵塞。原有的其他资金来源渠道，如改制前大学社所在高校的扶持资金，也因改制后关系脱离而大幅减少。 　　其次，数字出版产业现有的产业链条，以数字技术提供商和网络服务运营商为主导地位。以阿帕比电子书的销售情况为例，由于方正公司掌握了技术和市场，可获得60%的收益，出版社只获得40%的收益。[6]扣除付给作者的稿费及其他支出，出版社的纯利远低于预期。大学社作为内容提供商，处于产业链条的薄弱地位，不但获益少，且既得利益也容易因盗版侵权行为而遭受损失。产业链地位的边缘化，导致大学社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堪忧。当然，还存在其他的资金来源渠道，如利用其他社会力量进行融资等，也因政策或管理体制的限制而受到制约。发展资金的制约，使众多大学社的数字出版之路更加波谲云诡、危机四伏。 　　（三）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存在缺陷。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学社对技术的研发力度较为薄弱，而将人力资源培养的方向重点定位于内容生产等传统业务方面。受此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出版社内从事内容生产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