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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成就收藏发展与进步 　　戴志强，1944年出生于上海钱币世家，自幼随其父、民国钱币收藏大家戴葆庭出入上海古玩市场，同时参加上海泉币学社例会，结交泉家、鸿儒。196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时代他曾不畏名家旧说，在“漳州军饷”银币铸造年代上与郭沫若先生大胆一辩。参加工作后他先后任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副馆长、安阳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中国钱币》杂志副主编、主编，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处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副司长，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等职，凭借自身渊博的学识，多次为国家发现、挽回多件重要文物，功不可没。退休后，他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等职，继续发挥余热。戴志强先生从事钱币学、货币史研究数十年，在中国钱币学学科建设及其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钱币学研究方法，还积极领导并实践了钱币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把科学考古、文献分析和现代科学手段运用到钱币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近日，本刊记者赴京采访了戴志强先生，请他勾勒近20年来中国钱币界的发展历程，一探收藏领域这20年的发展变化。 　　记者：从1993年到2013年，《收藏》杂志创刊整整20年，这20年同时又是中国收藏市场高速发展的20年。您身处其中，一定有很多感触愿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吧？ 　　戴志强：你们的来访勾起了我的回忆，20年前的场景好像还在眼前一样。那时是杨才玉社长亲自来到北京，通过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吕济民，寻找各文物门类的鉴定专家担任杂志的顾问，我第一次知道了《收藏》杂志。以后《收藏》杂志一直开设钱币栏目，不曾间断过。该栏目介绍各大博物馆的钱币藏品、民间藏家的收藏，也关注各种古币和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金银纪念币。作为一名钱币爱好者、研究者，我每期都会看，非常感谢你们。很敬佩你们两点：一是持之以恒。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20年坚持下来不容易。二是你们不仅坚持下来了，还不断提高，连同编辑的水平、作者的水平都在步步提升，精进不休，这使得你们背后有一支充满力量的作者队伍在支持。现在的钱币栏目责编戎畋松，我对他有了解，他基本功扎实，博学多才，又对钱币界的人员熟悉，所以《收藏》现在的钱币栏目从专业的角度看，很不错。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专业媒体的存在，收藏领域才有了更快、更好的发展。媒体的作用是很大的，它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学习，从而认识到文物的价值。 　　记者：据您了解现在从民间成长起来的真正的钱币研究专家，在全国多不多？是否具有一定代表性？ 　　戴志强：在民间成长起来的藏家很多，但能达到高水平的毕竟又是不多的。今天收藏的人群大体可分成两大类：一是民间所谓的“实战派”。这些人多是有收藏爱好，长期在市场中躬行实践，摸爬滚打，他们见实物多，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眼力佳；另外一部分人是民间所谓的“学院派”，特点是在做学问上。如大学里的本科生、研究生所学专业本身就是考古、文物专业的人士，以及研究所、社科院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这类人的特点是史学和古文字的功夫很深，但对实物的鉴定功力却不一定够。 　　这两类藏家其实也是两大流派，我认为这两类人若能相互结合起来会更好。我举一个例子。若钱币学家要进行先秦货币研究，就一定会涉及到古文字，先秦最好的文字都在货币上，这时若没有古文字学家的参与，先秦货币研究是没有办法开始的。同时没有真正的钱币收藏家和钱币学家，光有古文字学家，恐怕也是不行。因为古文字学家不靠实物，只靠书本、照片、拓片，恐怕也会走弯路。现在两个流派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不分明了，我们以前搞钱币收藏的老一辈藏家，只讲求“物以稀为贵”，但凡是稀有古钱，是在市场上没见到过的，就购藏了。而关于这枚钱的其他信息不会多问，如在哪里出土，出土情况是什么？他不关心。而现在出现一枚古钱，是在什么地方出的，什么情况下出的，藏家们会问，会考究，其实这就是把钱币学跟考古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近些年来我参加过一些民间收藏爱好者组织的活动，动辄是好几百人参与，会场上济济一堂的多是年轻人，这说明这些年我国不光收藏钱币的人数增多了，而且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多，钱币界后继有人了。另外，这些年轻人在学历、修养方面整体都比以前高出不少。 　　记者：民国时期的钱币收藏是钱币收藏史上的一个高峰，与民国时期的藏家相比，您认为当代的藏家有哪些不足？ 　　戴志强：在20世纪30～50年代，江浙一带钱币收藏研究的中心是上海，老一代的知名钱币鉴定家，包括其他有关的文物鉴定研究专家大部分出自上海。当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泉币学社，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研究钱币的团体，因为我父亲是这个学社的骨干成员，所以我有幸可以参加他们的聚会，我赶上了50年代的一个尾巴，所以老一辈的钱币专家我都有机会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