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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切换视觉难度及其平衡 　　摘 要：从理论上而言，小说与电视作品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从小说的本位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电视剧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小说，正如报纸的内容是文字表述，书籍的内容是言语一样（麦克卢汉）。然而，小说《繁花》如果被搬上电视荧屏，最大的障碍在于其本身的蒙太奇式的时空交错写作方式，对于电视荧屏所需要的叙事结构而言显得复杂。因此当这样的《繁花》需要被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它有时空切换的视觉难度，因此从小说到电视荧屏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也迫切地需要一种平衡来维持它们之间的联系。假设有朝一日小说《繁花》真的被改编成为电视作品，那么反观原著，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中国当代小说在与电视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关键词：时空切换；改编；叙事结构 　　中图分类号：I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0-0109-02 　　一、从文字到影像 　　小说之于电影或者电视，无可厚非地总是位于先辈的位置。因为小说诞生的渊源已经遥不可及，而电影的年龄才似乎刚刚跨过百岁的门槛，更何况与两者相较更为幼齿的电视了。然而，先辈并不代表着就有让人心悦诚服的权威，有的时候后来者们与时代脉搏更为切合的节奏反而会让他们成为改变先辈传统格局的理由。最近大热的沪语小说金宇澄的《繁花》，由于其独特的上海话阅读视角以及曲折可看的故事性，已然引发了很多电视人欲将其搬上电视荧屏的想法。 　　正如俄国的谢格拉西莫夫（1906～1985）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对于影像的形成，有着头等重要的影响，对于它的形态特征，美学结构及它的独特语言的形成起着头等重要的影响。小说，尤其是畅销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已经在群众中经受了考验，因此在影片尚未制成以前，就已经预售了。[1]” 　　《繁花》若是立体成为电视中的影像，它本身强大的内核，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东西。正如著名的剧作家夏衍所说：“一部值得被改编的小说通常应该要有几个‘至少一个’性格鲜明，有个性特征的人物。[2]”，而《繁花》中的个性独特的人物无疑不止一个。然而在笔者看来，纵然《繁花》本身优点不胜枚举，但是这部小说最难以被搬上电视荧屏的地方，无疑是它叙事结构的跳跃性，必将导致从文字到电视表现形式上时空切换的视觉难度以及从小说到影像转换之间所迫切需求的平衡。 　　二、从小说二维码模式到电视二维码模式的切换 　　《繁花》的叙事结构是时空交错的双线并行模式，第一个时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陶陶、沪生和阿宝三人的情感脉络以及人生际遇在时代变革中的走向。第二时空，则是三人童年以及少年时代，解放初期到文革阶段命运的突变。作者金宇澄每隔一个章节，就进行一次时空交换，不停跳跃在小说时空的当下和过去中。 　　在阅读的范畴里，读者在这两种大时空的交错中，感悟到由于第二时空的巨大变迁和落差，导致了主人公在第一时空中的行为举止的缘由和逻辑，从人物成长经历中的点滴事情，看到了多年后这些事情在该人物身上产生的效果和投射。因此，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带给了读者强烈的心理震慑，让他们读懂了人物命运流变的背后，其实埋伏着每一个他童年时刻的阴影。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来看，读者非常清晰地从《繁花》中读出了，“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走不出他的童年”这一深刻且宿命的叙事逻辑[3]。 　　这样的叙事模式在文字的二维世界里，毋庸置疑会成为一种作者文本的标示，同时也并不会带给读者阅读上的障碍，相反会拓展读者阅读的联想力和时空感。 　　小说通过抽象的文字让人们看到思想里的波涛，而电视则通过具体的影像让人们看到眼前的冲击，但无论是抽象亦或是具象都必须从一个故事开始描摹，开始着手，于是，“看到”，成为两者开始结盟的起点。因为看片和读书的最根本的差别元素无非是获得的可能性和占有的容易程度而已[4]。然而，如果这样的叙事模式被平移到电视叙事模式上，则将成为电视荧屏上最大的障碍。 　　无法回避的抽象渠道，是文字优势，也同时是它的劣势。在人们还乐于思考的年代里，小说这种只有一个传递信息渠道，并且要求读者大量投入参与其中的低清晰度的热媒介（热媒体只是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高清晰度是充满数据的状态。这类媒体包括了照片、小说、广播。[5]）曾经让很多人愿意投入自己巨大的情感因素来填补小说遗留下来的想象空间。思考的乐趣，曾经是人们多么崇尚的能力，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生活在一种相同的模式或者习惯中，因此他们有时间看完小说，并且思考小说留下的问题。 　　而时至今日，当所有的一切都以裂变的速度进化时，人们还没有感觉到，改变就已经产生了。于是，留给人们思考的时间，变得稀少，虽然如今人们可以用几分钟完成前人们需要半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情，但是“在过去用的半小时里，人们有时间思考”[6]。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