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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组织化生存教师 　　教师是一种职业。对于从事该职业的群体，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时代的框架下，如何缓解生存的压力，如何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自身使命，如何实现自由、自主，教师在变换的历史时空中，体验着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也带动教师职业向前发展。 　　一、早期教师的个体化生存 　　教师伴随教育活动的产生而出现。近代教育制度形成以前，教师职业缺乏外部支持和保障，教师体验着个体化生存。 　　社会知识的垄断状态限制了教育活动的规模，教育活动主要基于个人、家庭或者家族的需要而产生。教师处于分散状态，难以在统一的教育行动中实现相互理解和支持。孤独、寂寞、独立与自由是个体化生存状态下教师生活的真实写照。 　　所谓孤独是指教师孤立无援，无法从社会系统中获得任何支持和保障。这一阶段，教育事业的整体规模较小，教师的需求量不大，社会对于教师缺乏整体认识，更不可能建立相应的支持和保障体系，确保教师生活的稳定。教师只能通过四处流动获取生活资料维持生存。再加之，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教师主要流向上层贵族家庭。尽管衣食无忧，但却是寄人篱下，社会地位较低，个体权益缺乏保障。也有些教师不依附权贵，独立谋生，凭着自身的学识四处流动，但他们的生活就更加艰难，很多人困窘不堪，完全自生自灭。 　　另外，教师作为临时雇佣人员，其职业生涯充满了诸多的偶然性，蕴含着无限的寂寞。很多学识渊博之士都是在生活逼迫之下“退而求其次”成为教师的。教师生涯非但不是他们人生境遇的辉煌时期，相反却是最为落魄之时。因而，只要有更好的选择，他们随时可能退出教师队伍。在这一时期，个体是否成为教师，能否成为教师，任教多长时间都是完全不确定的。教师的职业生涯被失落、失望与寂寞填满。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非常微弱。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一时期的教师都十分独立。他们依赖自身的真才实学获得任教的资质。当时的教育水平较低，尚未建立起统一和完善的教育制度，教师主要流向中、高等层次的教育机构。执教于这些机构的很多人都是大学问家。如，被人称为西方最早的职业教师[1]的智者。这是一群学识渊博、善于言辞的辩论之士。他们来回穿梭于古希腊的各个城邦，将智慧传授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收取一定的学费，并以此为生。普罗泰戈拉是古希腊最受尊敬的智者。他从事教学活动前后达40年，游历了很多地方[2]。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者认为只有“知识分子”这个词能够概括并确切表明教师这个群体。这充分说明早期教师在整体上具备很高的学术水平，这也是教师独立的重要资本和条件。 　　自由是个体化生存状态下教师最为耀眼的生命标签。苏格拉底出身贫寒，却崇尚知识，乐于在街头巷尾与他人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进而开展社会教化。他没有固定的学生，也没有定期的演讲，一切的教学行为都是自由而率性的。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思想的忠实继承人和发扬人。他出身雅典贵族家庭，生逢希腊城邦危机初现的时代，力求用自己的哲学拯救国家和社会。在我国，教师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始于春秋战国时期[3]。动荡的社会现实孕育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满腹经纶的大师们既兴奋又沮丧。兴奋的是学术自由、思想解放；沮丧的是大多数的人仍然只能接受“丧家犬”似的四处飘零的命运。孔子、孟子亦然。二者都怀揣治国理念，但生逢乱世，最终都只能成为私学教师，过着四处飘零的生活。 　　早期教师的个体化生存是时代和教育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来看，教师是比较独立和自由的；但作为一个群体，教师却是势单力薄，无依无靠。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计划、管理教育事业以及教师的相关事宜。教师的数量、种类等都无法统计，没有人对教师的素质提出明确要求，教师的未来发展更是无从谈起。这是当时教育水平极低的真实反映。极少有人认识到国家的强势推动以及体制的关怀是教育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和支持。直到近代，随着教育体制在各国逐渐确立，教师的生活才获得真正的转机。 　　二、制度庇佑下的教师 　　个体化生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教师精神上的高贵，但却容易造成教师生活境遇的恶化，最终损害教师的根本利益——使其所代表的职业被人轻视、忽略甚至遗忘。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成为一个契机——教师改变命运，获得认可、保障与支持。 　　在西方，教师最早告别个体身份是在古罗马时期。古罗马帝国非常重视教育，随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加强，教师也随之从自由孤独的个体变成国家教育体制内的职业教师。在古罗马的维斯帕西安统治时期，一部分文法教师和修辞教师的薪金已由国库支付。这种措施使得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4]。而在我国，汉代继承了秦代的吏师制度，这一制度虽有偏颇之嫌，但将教育作为一项独立的事业统归国家管理的做法却是值得肯定的。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教导博士弟子。这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