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花园里小女孩纪录片导演吴汰纴专访.docVIP

智慧花园里小女孩纪录片导演吴汰纴专访 　　台湾纪录片一向以细腻的人文情怀见长，善于让观众从细微的纪实中体会导演诉求。社会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小人物的抗争、历史回顾、弱势族群及家庭、及至最为私密自我的人格剖析展露都是台湾纪录片常见的范式。台湾女导演吴汰便是这座“秘密花园”中的一朵美丽的花。 　　回顾近年作品，吴汰坦言自己是在人生最低潮时进入纪录片领域，原因只是“太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活下去的”。正如在她的处女作《快不快乐四人行》中，吴汰不避讳将镜头对准自己并介入拍摄对象。 　　真诚的态度映射于作品中，散发强烈的个人风格，使这部作品一举夺得当年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和南方影展评审团推荐奖。而后，几乎每一两年，吴汰都会推出新作品。但不管镜头中是何样人物，“通过拍摄别人去了解人生”的主旨却从来没有变过。 　　戛然而止的处女作 　　《快不快乐四人行》中，吴汰介入到了精神病患者的家庭故事中：朱妈妈和两个有精神分裂的孩子，在亡夫留下的小小房子里的幽静生活，被女导演慢慢地记录下来。观众恍然发现，原来生命就是生活，不论快不快乐，都要好好走下去。但吴汰说，这部影片并没有留下一个特别愉快的回忆：影片酝酿、发酵，却还未来得及变成醇美佳酿，在酸涩时便停止了——对朱妈妈和她的孩子来说，摄影机从新鲜玩具变成局外人手中的刀，其中苦痛，只有自己知道。 　　影片最后，朱妈妈的质疑困扰了吴汰多年：你拍这个有什么用？一点用也没有。这个质疑也影响了之后吴汰创作的状态和方式。 　　借由这部作品的拍摄过程，吴汰更确定纪录片是自己理解这个世界的重要方式。此后当生命课题里有不了解的地方，或遇到想要探讨的主题时，她便去拍相关主题的纪录片。 　　一路走来，吴汰的作品都有着特殊的坦然和与生命连结的呈现，无论是婚姻系列（2005年《》、2008年《寻情历险记》），或者亲情系列（从2003年纪念母亲的《再会吧，1999》，再到《日落大梦》中父亲的身影，或者关于职场母职的《带孩子，上班去！》），一场一场都是关于自身生命经历或未来的探问。 　　“我”即影片 　　“我是个持摄影机的人，但对于拍摄对象现有恐惧，又有浪漫的幻想。”吴汰说道。 　　初拍《快不快乐四人行》时，吴汰对拍摄本身的意义不甚了解，而对象的陌生和特殊（精神分裂症）又让她格外谨慎，故而整部影片中的交流一直处于紧张、保守的状态。但之后在台湾纪录片双年展上为台中定制的《梦游境》则是导演在美学和艺术形式上的“突破之作”。影片一反常规，把空间作为视角，捕捉了真实质感的“现场”——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世界。“眼之所见即是真实，但真实场景却给人与时空格格不入的不真实感”，这正展现了台中“转运站”式的地域气质，以及当时导演本身那种“常旅客”的状态。 　　随后，吴汰决定了自己的创作之路：走一条能与大多数人沟通和对话的创作路线。对她而言，拍摄是压抑、隐藏自我的过程，而剪接才是“诚实”状态，在尝试了多种方式后，吴汰发现只有参与其中，才可能将想说的直接表达出来。 　　“我把自己当做被摄对象时会尽情呈现真实的自己，剪接时，看见自己在剪接室电脑荧幕里的状态，则会理性认知：原来这就是我。拍片过程中，只要是有很贴近生命历程的，我都会考虑将自己放进去。但每次放进去都需要勇气，公开放映更需要勇气。直面部分对我来说需要很大勇气，但帮助很大。我终于能明白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并且知道我到底怎么了。这对自己很残忍，但却有巨大的推动力，能让你变成更好的人。” 　　直面现实中的故事 　　人们常说纪录片有两种模式：一是讲故事，二是拍状态。其实不论什么样的电影，故事都是第一要义，是所要表达的载体，通过故事才能进入人物的内心，打动观众。 　　人生如戏，无论达官贵人又或贩夫走卒，都在大千世界中演绎自己的角色：爱恨情仇、家长里短、锅碗瓢盆……，当摄像机对准一个人一段时间，故事便有了。但讲故事却是个古老的技术活儿，最见功底，也最有世俗感。很多纪录片导演就这样日复一日拍摄、创作，盯着镜头中的主角，想尽办法讲故事，吴汰也如是。 　　从《快不快乐四人行》刻意处理的“负面内容”（所有最激烈的状态都是通过叙述转达），到《日落大梦》中同一画面内的纪实叙述和演绎手法的共存，再到《寻情历险记》中自我演绎、自我嘲解、自我入戏，吴汰始终在纪录片中将自己与被摄对象共同呈现，并享受擦出火花的过程。 　　有些外国作者调侃：只有中国导演才会纠结纪录片的真实性。这句话虽不免以偏概全，但也不无道理。诚然压抑和隐藏的表达方式会产生某种张力，形成特殊价值和艺术风格，但缺少了直接表达的自我真实，也是作为导演的某种缺憾。 　　“拍片子的方式很多种，不一定非要遵循电影语言的逻辑性，只要达到想要的结果就好。”吴汰如是说。 　　寻爱的历险记 　　彼时，吴汰以30岁“高龄”经历情感低谷，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