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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对媒体社会改造功能重视 　　从社会革命来说，媒体能够以常态化的方式推动社会变迁。本文立足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以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的有关言论为基本分析依据，简略论述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内在关联和对媒体社会改造功能的重视。 　　辩证看待革命与改良 　　《易传·革卦》有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这里的革命，包含了自然、人事、神道，它不恐怖，反倒是人世间自然的事情。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说：“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意，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在这些言说中，革命对象是独夫民贼，革命的目的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①革命的本质不是暴力杀人，而是要实现天下同利。对于辛亥革命以及革命话语含义本身，也须放进近代救亡图存的探索和论证中来理解方可获得周洽之论。不管革命还是改良，或如人们论及的“救亡与启蒙”，都不能孤立地看待。“五四”时期，杜亚泉在主持《东方杂志》时曾经总结说：“纵观我国十年以来之历史，不外乎改革政体、实行立宪之一事。革命运动，亦无非以此为目的。”②总体来说，深刻地改造中国社会和为民谋福祉，是当时先进中国人的想法。 　　因病发药与改良派的“新民”思想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写过大量以医疗喻救国的文献，改良派与革命派表面上虽然有分歧，但目的都在“因病发药”救治中国。在《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一文中，康有为写下慷慨之语：“凡可以救中国之方药，无美恶，惟救国是宜，则牺牲一切之良方、一切之良药可也。权国民之公私轻重，凡有损于救中国之术，则舍弃人民之所快意者，舍弃人民之所习恋者，舍弃人民之所自由而必当为之矣。”大概作为变法运动的参与者，加上对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印度的考查，康有为深知改革的艰难；至于诸种现代革命手段，有其利，也有其弊，皆属有毒之法：“其成效得失已见矣。”即使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康有为也认为“不过十数都督一二私人为之尔，与全国四万万之民意无与”，并说“盖天下之言空理者，不如行成法，执文法者，不如用权势”。③这些言语，颇有悟出“枪杆子出政权”的味道。或许此番话语，实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时缺乏“批判的武器”（武力后盾）的痛苦经历有关，但对革命和改革的态度，其出发点总是立足于“何方救亡”，采用立宪或是革命，究竟要看治疗效力。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对革命（准确地说是“暴力革命”）并不赞同，并不能理解为过分保守。正如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十周年时，反而提出过革命与立宪（或改良）存在共同点的说法，他认为“当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不过立宪者想要实现的是“政治革命”，而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是“种族革命”，而辛亥革命也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一种大联合行动”。④ 　　比起革命派立竿见影的政权争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对媒体的社会改造功能极为重视。康有为对暴力革命极为反对，早年为改革奔走，以言论倡导变法；辛亥革命后，面对民生艰难、政党争乱等问题，虽自以为“死灰枯木，若非人久矣”，依然创办《不忍》杂志，其目的则在于“以忠告吾国民”。⑤至于梁启超，更是以“今日之我与明日之我斗”的激进姿态，声明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其理由是国民无“行议院政治之能力”。⑥从《时务实报》到《大中华》，梁启超的一生基本可以说是以言论振导社会的一生，“新民”遂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人物最具代表性的媒体思想。 　　文明之革命与革命派的理想灌输 　　如果说改良派人士重视媒体的社会改造已经为人们所理解（尽管可能忽略其激进的革命成分），那么革命派的“社会革命”观念则显然未受到研究者的足够注意。其实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人士，多有“社会革命”的初衷，甚至将社会革命作为革命行动的基本归宿。多年以来，革命一词几乎成为“暴力革命”的缩略语。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其实颇为信奉“文明之革命”。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毫无疑问是关于革命舆论的重大媒体事件。但必须注意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固然鼓吹革命，但文明之革命（社会革命）却在此书中大受提倡：“革命可分两种：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讲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章炳麟在为之作序时，也已经意识到邹容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改良思想：“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⑦邹容的《革命军》在辛亥革命时期传布广远，“文明之革命”自然成为革命派的重要思想资源。 　　“文明之革命”思想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不过表达略有不同，或者说已经升华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民生问题，亦即社会革命最能落到实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