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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中自我突破 　　摘要：校企合作是高职工学结合模式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现实办学中，却很难落到实处。总结分析了外部突破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困境的方法与可行性，重点分析了高职院校自身在校企合作中的局限性，据此提出了突破策略。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突破 　　在新近一轮的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中，“工学结合”被认为是高职提高办学水平，彰显办学特色，符合中国高职发展的教育新模式。工学结合的内涵，赵志群博士凝练为“学习的内容是工作，通过工作实现学习”。要切实体现该内涵，将工学结合落实到实处，必须解决工作来源、传授和评价三大问题。这些问题根植于行业企业中，迫使高职必须选择校企合作。王继平认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引擎，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是产学结合的基本途径，是工学结合的体制基础。[1]从高职改革发展看，在以专业建设为抓手，提高质量为目标的国家示范建设后（2006～2010年），高职教育进入了以校企合作机制建设为抓手，提高服务区域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新阶段[2]。 　　世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经验表明，校企合作是其职业教育成功的根本所在，德国“双元制”、英国和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等，企业和学校在其中发挥着“双主体”的作用[1]。校企合作对于高职的重要作用已得到高职教育者普遍认同，然而行业企业参与的意愿与动力不足，致使校企合作在运行中步履维艰。解决校企合作难题的方法，主要分为外部环境改善和内在自我突破两方面。已有大量文献从政府指导、机制建设、模式创新等角度提出了破解校企合作难题的思路与建议。然而如何在等待或无力改变外部环境下，正视高职院校自身局限，挖掘潜力，进而有针对性地建设，最终提高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本文首先总结了外部破解校企合作难题的论点，研究了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的被动成因，基于此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目前解决校企合作问题的主要论点 　　1.政府主导论 　　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保障体系是保障德国“双元制”、美国“合作教育”及日本“官产学??取得成功的关键。基于国外发展经验和国内现实，普遍认为政府对校企合作缺乏有效立法与监管是造成校企合作困境的主要原因[3]。目前，国家和地方对于校企合作立法滞后于高职发展。国家层面上，主要以“决定”、“意见”等形式下发，《职业教育法》也仅规定“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与企业密切联系”。现有法规侧重企业责任与义务，缺乏激励与约束，致使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差。与之相比，地方性立法更能切合当地高职现状。2003年出台的《深圳市职业训练条例》，开启了地方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先河。而完整规范校企合作的则是2009年出台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这是当时我国仅有的以促进校企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法规，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具有开创性意义。校企合作法制建设说到底是国家办学机制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但受经济长期处于产业低端、劳动力相对富裕、区域经济和高职发展不平衡、地方财政收入等影响，国家尚未出台细化法规，如宁波市的地方立法也并未全面开展。我国校企合作的法制保障，可能需要人力资源矛盾的倒逼机制、经济上行、校企双方利益保障诉求、地方政府重视等推进，短期内尚难有较大进展。 　　2.机制论 　　除政府指导外，更多专家提出健全机制以保证校企合作的运行，认为只有建立一套长效机制才能促使校企合作向健康、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产生更好的社会价值。这些机制主要包括激励、利益、约束、情感、沟通、共享和保障等[3，4]。这些机制的核心是想通过某种契约、利益或情感将校企双方的关系稳固。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高职院校处于被动地位，难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物质利益，很难通过机制约束企业，表面浅层次的合作机制比比皆是，校企双方签订的“合约”往往成为一纸空文，无任何法律约束力。 　　3.模式论 　　伴随新近一轮的高职需要，许多高职院校探索了以“工学结合”为内涵的校企合作模式，主要包括订单式、共建与共享式、企业进校园式或分段培养模式等。订单式即为企业提供定向班学员和企业订单培训，已被众多院校实践。共建、共享式则是院校与企业在人、财、物、技术、成果等方面的共同投入、使用和成果分享，如苏州园区使用权共享的CHARMILLES模式[5]，即公司在学院展示设备，并给予学院设备使用权的合作模式。企业进校园式，又称“前厂后校”、校企股份合作、“教学工厂或企业”模式。高职院校以设施、场地、技术、师资等多种形式投资企业，筑巢引凤，构建具有生产经营性质的教学环境。如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内开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