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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意义多重性探讨 　　摘 要：语言是人类思想交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语言在生活中承担的重要角色，语言使用中的干扰语言有效交流的因素成为一个任何人都会遇到、大部分人都会忽略的问题。语言交流中语义的多重性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对语言现象中多重语义的认识越深刻，语言交流主体也越有可能加深对彼此传达意义的理解及包容度。 　　关键词：语言；文学语言；意义；歧义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263-02 　　语言的意义远大过非语言的动作意义，因为语言的指示更加明确。我们曾经给语言形式的意义（meaning）下的定义是：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境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所引起的反应 [1]。布龙菲尔德（1997）表示我们只能为在有限而精确掌握的科学知识范围内出现的语言形式而准确规定它的意义 [2]。而在语言的使用中，将语言形式的意义划分进不同的级差无疑看上去是最精确的表述方式。可是，从实践过程中看，“意义”的说明依旧是人们语言交流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语言交流中的有效性研究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 　　相对简单的事物的表述，布龙菲尔德指出的三种方法。一种是指示法（demonstration），通过用一个实物与语言形式的对等表达训练达到认知的水平。一种是婉转法（circumlocution），通过对事物的形象或共同认知加以描述，从而让对方明白的纡回说法。一种是翻译法（translation），即用对方语言中大致相等的语言形式翻译给他听。 　　从唯精神主义语言学家来看，“语言的作用是内在的（immanent）和构建性的（constitutiv），语言宁可说是从人的本性之中独立自主地生成”，“语言和智力特性是从不可企及的心灵深处相互协调地一同产生出来的” [3] 。鉴于鉴于语言是由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彼此交互的认识活动中的产物，语言本身便与意识紧密相连，因此在意识具有不稳定性的条件下，实践过程中，语言也具有其不稳定性的特点。 　　一、语境义和语义迁移下的多义性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特定结构的完整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语言符号由能指（语音形象）和所指（概念内容??两部分组成。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或必然的联系，完全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这种任意性决定了符号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外在事物，也不在其自身，而只能产生于语言的系统中，即产生于符号之间的差异。 　　语言意义是由语言符号的差异决定的，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4]。索绪尔对语言意义的差异定位在了“意义的指称论”（the referential theory of meaning，denotative theory of meaning），认为一个语词乃是通过它所指称的对象而具有“意义”。 　　不同于简单的书面意义，相对困难的是转换语言（displaced speech），那是一种说话人处于非常规定义的环境中，改变了形式语言的意义，而转换到另一种语境中的情况。语言是否因此缺失了稳定性？understand（明白）是由under（下面）和stand（站立）两个基本词汇的复合，在古英语时期，这个词在新出现的时候必然不是完全承接的现代的意义，由于under在用法上也曾使用于表示“里面，（深入其）中”，I understand it（我明白了）最初意义可以推测为“我站在（深入）这些事的里面”。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中，我们很容易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ready”（准备好了的，现成的）最初形成的意义是“适合于跑马，跑马的路了”。 　　但这样的推测并非总是正确的。由于词语的变意甚至语言使用情境的变意需要经历长时间，或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的情境的变化让彼此无法完全感知对方生活中所出现的词汇亦是情有可原的。由于意义的转换，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与目的语对象进行交流时，可能会导致无法沟通交流，甚至同一语言使用群体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可能产生误解，导致摩擦。 　　二、文学语言造成的多义性 　　张世英（2007）指出“意义”一词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含义或者书面意义（sense）。二是观念层次上的意义（meaning）。后者比前者的内涵更高一个层次。“sense，含义，字面意义，不涉及认识上的真假问题，也不涉及道德意识上的善恶问题和审美意识上的美不美的问题；而meaning则涉及真假问题、善恶问题和美不美的问题。 ”[1] 因此当主体与主体之间涉及到观念上的意义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第二层级上的意义的交互活动，会造成信息传递的低效性或无效性。索绪尔说：“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4]。 　　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可得知，文字分为两种体系，一种是表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