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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陈撷芬《女学报》创办背景与条件 　　摘 要：《女学报》是中国近代一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女性报刊，创办者陈撷芬是中国较早涉足报坛的女报人。《女学报》鼓吹女权女学，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号召妇女参与“爱国救亡”运动，为促进妇女觉醒及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立足于《女学报》创刊时的历史环境，试图从背景与条件两方面探讨《女学报》成功创办的原因，希望能够为解读陈撷芬与《女学报》提供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关键词：《女学报》；陈撷芬；女报人；妇女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071-02 　　一、引 言 　　作为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与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的兴废起伏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次难得的解放，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陈撷芬创刊《女学报》时正值“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两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中间时期。报刊在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碰撞交锋舞台的同时，客观上也使得新思想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促成了诸如“新女性”之类新型社会群体的出现。 　　二、创刊背景——激烈的政治斗争与“女权”的兴起 　　（一）由变法到革命 　　1895到1898年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扩大影响，鼓吹变法图强的主张，推动政治改良运动的开展，先后创办了近30种报刊……”[1]。这一时期，报刊被视为政治改革的先导，发挥着为维新运动摇旗呐喊的喉舌作用。从整体上看，1900～1905年的中国政治环境处于相当复杂的状况之下。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在客观上大幅削弱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实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实力又相对弱小。同时，变法维新所倡导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给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带来了现实变化。各种新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更为尖锐，加之清政府与外国列强对资产阶级政治派系的打击愈发残酷，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势更为复杂。然而，革命派虽然在实力上与维新派处于胶着的状态，但双方势力的消长态势已经趋于明显，加之新思潮的助推作用，革命派及其政治主张已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的种子开始发芽并快速成长。 　　（二）“女权”口号的出现与前人办报实践 　　中国历史上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妇女解放等“女权”思想则是在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为“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怨”，为“女子拯沉溺之苦”[2]。其学生梁启超则在“男女平等”的思想基础上，第一次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妇女问题，提出了“兴女学”的主张。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多次在报刊上发表诸如《论女学》、《倡设女学学堂》等文章，推进“女权”思想的传播与影响。1898年5月，在梁启超的经办下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办，“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国内外报刊争相报道，女学堂声誉鹊起。[2]” 　　戊戌时期已有个别知识女性响应自身解放的要求，走出闺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在报界，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是裘毓芳。其“最早的办报活动，是协助她的叔父裘廷梁主持《无锡白话报》的编辑工作，时间是1898年5月。[3]”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办后，其机关报《女学报》创刊，且主编与撰稿人全部为女性。 　　在陈撷芬《女学报》创刊之前，中国妇女参与办报活动仅仅是高级知识女性中极为个别的现象。在言论上，除通过不同方式呼吁女性接受“女权”思想并鼓励实践外，并没有提出明确提出关于女性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改变国家命运的主张和内容。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新式思想女性的出现以及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对于女性媒介的呼唤也愈发强烈。 　　三、创刊条件——创办者与客观条件的统一 　　陈撷芬《女学报》的创刊时间，目前比较具有说服力的说法是1899年，但只出了四期便停刊。1902年5月8日再次出版的《女报》其实是1899年《女报》的“续出”。1903年，《女报》改名为《女学报》继续出版。因此，1902年《女报》的“续出”被认为是陈撷芬《女学报》创刊之始端。 　　（一）从大家闺秀到知识新女性的蜕变 　　1883年，陈撷芬出生于江苏阳湖（今常州）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幼聪颖好学，读书习文，喜欢诗词小品。[4]”1889年，随其父陈范入赣，后随父退居上海。在此期间她“师从潘兰史学诗，颇多佳作”[5]。在沪期间，陈撷芬曾就读于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较早接触到“男女平等”、“博爱”等西方近代思想。“正是中西女塾这种先进教育思想的环境里，陈撷芬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传媒形式——报纸”[6]，使其对近代报刊有了一定的认识，也为后来涉足报坛提供了理论准备。 　　有人认为，“陈撷芬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女性如何接受‘父亲’也就是男性知识分子所启蒙的个案”[7]。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年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