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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东山后人不同时代,相同热爱 　　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位奠基者，在其53年短暂的人生里，共编导了31部电影和7部话剧，代表作《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儿女英雄传》，被誉为“为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基石”。 　　他生于杭州，祖居海宁硖石横头街，小名“三宝”，大名史东山。 　　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创造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1951年编导的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捷克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荣誉奖”，他是上世纪50年代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导演奖的唯一中国导演。 　　印象： “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 　　解放后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后来做了史东山女婿的王云人（史东山长女史大同的丈夫，退休前是中国电影基金会的秘书长）向笔者回忆：“我们住一个大院，他年轻时候很帅，一表人才，穿着西装、领带，皮鞋擦得很亮，院里的人都很尊敬他，大家都叫他???老。电影圈里，大家都知道东老。” 　　从海宁硖石走出去的东老，是凭借自学成材的大导演。 　　17岁那年，当中学算术教师的父亲病逝，作为长子，为了养家的重担，他辗转北平、天津、张家口做报务员。仆仆风尘中，这个青年来到了上海。 　　20岁出头，他被介绍去电影《古井重波记》担任一个角色，这是他走入电影界的开始。 　　除了参演，他还搞美工、灯光、剪接、洗印工作。 　　“人这一生，半为社会，半为自己。”—这是他20岁时贴在床边的座右铭。 　　23岁，编导电影《杨花恨》。这是他做电影编导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大动乱中的江南才子展露出他的编导才能。当时也在上海的作家周瘦鹃在报上写文章说“史东山是电影界的妙才”。 　　年轻时代的史东山在当时的上海名噪一时。在拍了《杨花恨》后的第二年，他转入联华前身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导演了《同居之爱》《儿孙福》，《儿孙福》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接触电影，还处在无声片的时候。电影屏幕上很多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鬼片。 　　而史东山的电影从表现小市民的身边小事、关注女性的处境和爱情，到关注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的进步电影事业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史东山占据了其中重要一页。 　　“1928年，父母结婚后，田汉就是家里的常客，他们是好朋友。通过田汉，父亲认识了地下党夏衍、阳翰笙等人，他们经常在家里开会。”在回忆父亲加入左翼电影事业的往事时，长女史大同如此说道。 　　老电影人都说，东老脾气大，但为人正直，工作严肃。 　　在重庆时曾有一个剧团让大家自由投票表示愿意跟哪一位导演合作，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愿意与史东山合作。这成为电影界的佳话，由此也可以想象当年的史东山在电影戏剧界的威望。 　　“我父亲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对人和蔼可亲，他批评人家，人家也心服口服，因为他说得对。”史大同说。 　　史东山和蔡楚生被认为是解放前的影坛双雄，史东山的成名略早于蔡楚生，且素有“伯乐”之誉。史东山上世纪30年代初在老联华公司当导演时，发现明星公司副导演蔡楚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与几位导演联名推荐蔡楚生进入联华当导演。 　　1930年3月，史东山加入左联。他是八年抗战中拍摄抗日电影、导演抗日话剧最多的一位电影导演。 　　1947年，在上海摄制的故事片里，可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媲美的，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两部影片都轰动当时。上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纪实风格的张扬是中国电影现代变革中的重要一面，《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这一变革步伐中的一部开山之作。 　　家风： “正派，正直， 　　不随波逐流” 　　史东山和夫人华旦妮一生共养育了5个儿女，分别为：史大千、史大中、史大正、史大同、史大里。 　　5个子女中，仍健在的只有长女史大同，她退休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塑型化妆工作。史大同出生于1934年5月，她天性里有父亲的影子：执着、认真、勤奋。 　　“在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由于爸爸一生为革命，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三次与我们告别，长期忍受着骨肉分离之苦。实际上，从1937年我3岁记事起，直到1955年2月23日爸爸去世，我真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4年，但是，他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7年，史大同3岁时，史东山告别妻儿去了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 　　“武汉沦陷了，他和周总理一起迁移到重庆，继续拍摄抗日电影。我6岁时，妈妈带着三个哥哥冒着炮火，辗转去重庆找爸爸。”史大同被留在上海亲戚家里，一直到抗战胜利，“等父亲回来，我已经12岁了。” 　　在史大同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托人给女儿带来一封信，当时她还看不懂这封信，别人念给她听，信中的一段话她铭记一生：“一个人从小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