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先生学术研究与“西北”情怀.docVIP

史念海先生学术研究与“西北”情怀 　　我有机会参加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的“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感到荣幸。 　　我暑假期间准备了一篇文章，引证较多。在此希望讲的平易自由一些，以表达我对史念海先生的尊敬和缅怀。 　　我讲两个方面： 　　一、我认识的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1912—2001），山西平陆人，字筱苏，著名历史地理学学家，为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史先生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4年初，《禹贡》半月刊创办并随之成立禹贡学会，史念海先生从一开始就成为《禹贡》的主要作者和禹贡学会会员。1936年史先生大学毕业后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刊物。禹贡学会的活动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念海先生走上了历史地理学治学道路，与禹贡学会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与严谨治学的精神熏陶具有密切的联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念海先生为避敌追捕，辗转来到后方，先在西安之西北文化学社及陪都重庆之国立编译馆担任编辑与副编审等职，后又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迁至重庆北碚之复旦大学副教授与兰州大学教授兼代系主任、西北大学教授等教职，并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他的大多数研究工作仍然在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内，虽然这项工作可以为世所用，但范围与程度毕竟有限。史先生积极探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出路与学术生命力。 　　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的运河》，是史先生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它以运河变迁与水利得失为切入点，网罗历史上历史事件与人事变动，较好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这部学术著作，还体现了史先生对中华民族神圣抗战事业的必胜信念和期待祖国光复后能迅速富强的美好理想。 　　建国不久，史念海先生在院系调整中从西北大学调至新分建的陕西师范学院（后改名为陕西师范大学），史先生长期在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升为副校长。 　　史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从地理沿革方面，逐步迈入经济历史地理、军事历史地理、自然历史地理，不断增强野外考察，真正实现历史文献与野外考察的有机结合，从而剔除谬误，抉发新知，促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成熟和研究的深入展开，也使该学科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对象日益明朗。这个学术的飞跃，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但整体上则体现了对国家、社会、民生以及未来发展的密切关注，其中灌注的除严谨的治学态度外，依然还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情结。 　　我属于史念海先生的学生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建立不久，西北大学的教育系独立成校，名陕西师范学院（后改名陕西师范大学）。五十年代初，我曾跟随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去陕西师范学院看望陈高慵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在车上，外庐先生告诉我：“史先生是历史地理学家，学术研究功力很深。我的汉代社会史和思想史，曾经参考过史念海先生关于司马迁研究的成果。”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考察董仲舒的思想品格与汉武帝的政治活动的关系，就多次注意和吸收了史先生的考证成果。 　　后来，在1989年至1998年间，在郭琦先生的倡议和主持下，由郭琦先生、史念海先生和我担任编写《陕西通史》的主编。郭琦先生辞世后，史念海先生负起了这部著作编写和审稿的主要任务。此时我和史念海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我对史先生的为人和治学十分敬佩，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继承了我国古代学人的优良传统，勤奋严谨，经世致用，宽厚容忍。他对于一些不同的学术见解，从来没有说过讽刺的话，而是提醒作者们对一些问题再进行研究。他强调：一个治史的人，一个以治史为终身爱好的人，应当知兴替，识大体，通古今，这些在史先生身上都得到了体现。由史先生亲自定稿的《陕西通史》秦汉卷、隋唐卷，凝聚了史先生的丰富智慧和辛勤汗水。 　　上个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来到西安，到陕西师大拜访史念海先生，邀请他参加《中国通史》多卷本的写作。白先生离开西安前，我请他到西北大学，给历史系师生作一次讲演。白先生在讲演中强调：治史的人应当有会通的眼光、会通的知识、会通的成就，他把南宋时史学家郑樵《通志·总序》中论述的“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加以阐述，要今天的史家加以发扬光大。白先生在举例中，说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其成果名《中国思想通史》，“通”就是会通。还有史念海先生1944年出版的《中国的运河》，以及史先生关于经济历史地理、军事历史地理、自然历史地理，将历史文献与野外考察密切结合，显示了历史地理学的会通特色。 　　今天重提白寿彝先生的话，特别是他对史念海先生历史地理学的评论，有助于我们对史先生治史特色的理解。 　　二、史念海先生治史的经世致用与“西北”情怀 　　史先生长期扎根西北，确切地说，他长期在西安陕西师大工作，对隋唐历史地理、中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