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材观及其对当今语文教材选文启示.docVIP

叶圣陶语文教材观及其对当今语文教材选文启示 　　摘 要： 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材观涉及语文教材的性质与功能，语文教材的编选和使用等各个方面。他在语文教材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为当今语文教材建设，特别是教材选文的编选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深入研究叶圣陶的教材观，以此指导教材选文系统建设，可以确保选文文质兼美，同时又便于学生各项语文能力的习得与训练，也便于指导教师更好地开展语文教学。 　　关键词： 叶圣陶 语文教材观 选文 启示 　　叶圣陶先生一生中，为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据相关研究人员统计，他编撰和主持编纂的课本，就有二三十部之多。在长期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文教材观，为后继研究者关注语文教材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对于教材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选文系统编排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在对语文教材性质和功能的认识??面，叶圣陶认为，教材的性质相当于“例子”和“样品”，他认为“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1]。叶圣陶的观点告诉我们，教材中的内容不是学习的唯一材料，也不是学习的最终目标。教材中的选文只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内容中的典型部分，对教材选文的学习不仅是为了了解其中的内容和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方法，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能够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以应对今后的进一步学习。 　　这种看法对语文教学中一切以教材为中心，针对教材内容进行精细解剖，细致讲解，反复练习的做法是否定和纠正，对于当今的语文教材选文编排工作也具有指导作用。当然，这种观点也有其片面的地方，上海师大王荣生老师也对语文教材做过深入研究，他把语文教材中的选文划分为四类，即定篇、例文、样本、用件。他认为，对于定篇这类选文，感知、理解、鉴赏其内容，扩大视野、提升境界是主要目的。对于以例文、样本而呈现的选文，主要借用它学习如何读、如何写等方面的知识，这类选文可以说是一种工具或“例子”。王荣生对于选文类型的划分，让我们看到了叶圣陶“例子说”的局限性。叶圣陶理解的作为例子的教材选文，与王荣生所讲的“例文”和“样本”性质接近，通过对于例文的学习，以便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能，达到举一反三，这确实有道理。语文教材不是也不应该只是例文的汇集。对于某些选文的学习，并不是为了今后的某项学习，也并不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比如教材中一些文学常识内容。叶圣陶的“例子说”无法阐释“定篇”这类选文入选教材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其局限性。在教材选文的编选中既要精选那种能够很好地作为例子训练学生某项语文能力的材料，又不能忽略那些虽然本身难以作为例子但其内容值得学生学习、掌握的材料，换句话说就是要兼顾“定篇”、“例文”、“样本”等各种类型，确保选文的丰富多样，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其次，在语文教材组元方式方面，叶圣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语文教材究竟应该以什么组织单元内容，以什么为线索编排选文，这是教材编写必须考虑的根本性问题。叶圣陶之前的国文教材大多以文体、时代或者以某一人文性主题为线索和依据进行选文编排，叶圣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国文教学科学化的探索，他认为语文学习应该偏重于形式上的探究，而不是内容的探究。所谓形式上的探究就是学习语文的“共同法则”，这种“共同法则”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各项语文技能。叶圣陶主张在编写教材时应该首先对所要训练的语文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各个方面做一个细致而科学的规划，然后依据各项能力训练的要求精选选文进行编排组成单元。他带领编写的《国文百八课》（1935）、《初中国文教本》（1937）等教材都体现出选文服务于所要训练的“法则”这一特点和要求。 　　这一观点对于现今语文教材的组元方式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不少语文教材依然采用以“道”的内容组元，这样的组元方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选文编选缺乏科学的依据，偏重人文性，忽视了工具性，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语文能力的培养。以文体或某一人文性主题组织单元，在选文内容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显然是不符合语文课程性质的。语文课程不同于思想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各项语文能力理应成为教材编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为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我们可以精选一些人文性的材料为内容编成选文，以人文性的选文落实能力训练，这样就可以做到“文”与“道”的统一。叶圣陶所倡导的以“法则”为组元方式的做法，无疑反映了语文教育的科学规律。我们在当今的语文教材建设中特别是在选文的编排和单元组织上，应首先考虑所选材料是不是能够反映语文学习的一些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