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记录是我方式.docVIP

基耶斯洛夫斯基记录是我方式 　　1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波兰华沙，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坐在高大的行李箱上，安静地看着人和物品被搬迁到陌生的地方去，由于父亲患肺结核，使得全家必须在不同的疗养院间往返迁徙。每次搬家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高处观察着，脸上透出一种远远的冷漠。动荡，成为他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感受。这个小孩就是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早年，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身体很差的孩子，不会像其他小孩子一样在户外玩耍，每天他会默默地潜进父亲为他营造的书的世界，甚至晚上在被子里头，他也借助小手电或蜡烛的灯光看书，甚至有时一下子读到天亮。从印第安牛仔冒险到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让他深深沉迷。就这样，孤独的青春与书籍为伴，他过早地体会到迷茫，悲观，挣扎，救赎，这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和内心深处对现实的怀疑、抗拒和厌倦。 　　1956年的波兰，绝对应该算是一个多事之秋。波兹南事件使得原本萧条的波兰国内境况变得更为恶劣，物资的紧缺让人们在商店里买一些牛奶和面包都得小心翼翼。父亲患有肺结核常年住在疗养院里，既不能工作又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用，导致家境极其贫寒。现实的窘困让他难以忍受，最终，他离开了家。 　　那年，他十五岁，在一片喧闹声中去了华沙。这次是一个人，到远房亲戚家借住，因为他们在那有一个舞台技术训练的学校。学校很棒，这个消瘦的少年就在这里接受了关于电影最初的启蒙。同一年，父亲去世了。 　　而很奇怪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年轻人的健康。后来，他回忆中曾经深刻地缅怀过父亲——那个童年吃早饭时拍他手的，把第一本书放在他床头柜上的人。他说：“父亲的那些书塑造了我，它教给我一些东西，使我对一些事情有些敏感。我所读的书，特别是童年读的，塑造了今天的我。” 　　二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如愿进入著名的洛兹电影学院就读，之前该校已经拒绝过他好几次了，这所名校曾经培育出罗曼·波兰斯基、安德烈·华依达、杰齐·史柯里莫斯基及克里斯多夫·扎努西等著名的电影人。 　　洛兹电影学院对于波兰的电影发展意义重大，在“二战”后紧张的政治空气中，那是“一片充满自由精神的小岛”。在学院里，费里尼电影的超现实主义的诗意、伯格曼的尖锐和严肃、肯·罗奇的同情与质朴都曾影响过年少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同时，波兰社会的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的情绪，肃清运动和罢工运动，让他感到“生活在一个失去表达的世界”。 　　早年酷爱纪录片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现实生活有超乎寻常的热情，他尖锐的对细节的洞察力使得他的纪录片中除了触及社会现实的思考，更加含有作者主观的印象。触及现实并不是深陷入现实，基耶斯洛夫斯基始终同现实世界的影像保持了距离，他的纪录，便不仅仅是纪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也正是由于这些纪录片的拍摄经验的积累，他找到了以后的影像风格。纪录片给予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现实深刻思考的方向。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早期的纪录片创作和他的老师扎努西一起形成了战后波兰新电影的第三次浪潮——对日常生活和悲观主义的一次回归。 　　2 　　四年后，基耶斯洛夫斯基顺利毕业。他很快在WFD中成为一名青年导演。在当时，华沙有三家电影工作室：WFD，电视台和索劳夫卡。索劳夫卡是专门为军方代理拍摄纪录片和电影的工作室。因此，在他的青年时代，也曾拍过几个在工作上委托拍摄的作品，比如《一家铜矿的安全与卫生原则》，讲述鲁宾铜矿场区的安全和卫生条件。影片内容鼓励年轻人到铜矿工作，可以赚到钱，而且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都不错。虽然他本身并不想拍，但是在大环境下，电影厂都在拍这样的影片，因为这样可以获得资金赞助。按他的话说，这虽然很乏味，但毕竟得靠它生活，这也是电影导演的职业，也没什么可耻的。这也是他对于每一件事情怀有的敬畏之心。 　　在那些黑白片作品中，基耶斯洛夫斯基真实纪录了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物。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想在法庭上拍摄有关各种案件庭审的纪录片，费尽周折弄到了拍摄许可证，当他把摄影机对向法庭时，却发现所有案件都以无罪释放作为结尾，事实已经被隐藏起来，他无法了解到。从此，他发现了纪录片的限制。他觉得摄影机和所拍摄的对象越接近，那真实仿佛就离他越遥远，他无法接近真实，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一切都呈现于表象之中。这是纪录片与生俱来的障碍，真实生活中的人们其实都有自己的隐秘，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暴露在真实中，人性就是这样。深层的东西不愿意被触及，也不愿意受到伤害。 　　当然，看似表面冰冷的纪录片也有温情的一面，他有一部作品《初恋》，记录了一对年轻情侣的人生历程：婚礼、怀孕、孩子的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与他们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真正的拍摄是三十四天。后来这对夫妇搬到德国，又到了加拿大，有了三个孩子。在片中的那个小女婴十八岁那年，这对夫妇全家被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