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重复性盘旋在具身认知实验室上方“幽灵”.docVIP

可重复性盘旋在具身认知实验室上方“幽灵” 　　Williams 和 Bargh（2008）的实验发现，手捧热咖啡的被试会倾向于将实验人员评价为是“热情的”， 而手捧冷咖啡的被试则会倾向于将实验人员评价为是“冷淡的”。该项研究已经成为具身认知的经典实验。 　　近十年来，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正在挑战心理学的各个分支与研究主题，并逐渐成为一种强势的、流行的心理学实验文化[1]。然而，近来的种种迹象显示，“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或“再现性”（reproducibility）问题已经成为了盘旋在具身认知实验室上方的“幽灵”，如果不引起研究者的足够警惕，那么它随时可以摧毁该领域现有的科学公信力。 　　在认识论层面上，“可重复性”特指科学研究被重复实施时得到的结论与原研究结论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它是衡量科学的“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也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线[2]。原则上，科学证据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可以由其他研究者遵循原始的方法而得到独立的再现，并由此检验先前的研究者的探究发现是否真实有效。然而，当前的具身认知研究正在经历“可重复性危机”。以近期围绕Bargh等（1996）的经典研究及其争议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Bargh等的实验用句子启动关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尽管启动没有涉及与缓慢相关的字词，但是被启动的被试较之那些没有被启动的被试，他们在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走路的速度变得更加缓慢，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走路速度变慢[3]。这个研究开启了“社会性启动效应”（social priming effect）时代，并被视为具身认知领域内无可争辩的研究范 　　例[4]。然而，Doyen等（2012）的实验完全重复了该报告的实验二，并使用红外装置测速代替Bargh等实验中的人工计时，结果发现并不存在上述启动效 　　应[5]。这一事件旋即引发了心理学内部一场规模庞大的“唇枪舌战”，甚至连心理学巨擘、诺贝尔奖获得者Daniel Kahneman的出面调停都无济于事[6-9]。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表面上看，具身认知领域的研究数量及相关证据依然在逐年激增，这些海量具身认知研究秉承的是 “概念性重复”（conceptual replication）的策略[10]。与“直接重复”（direct replication）旨在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始的科学证明不同，概念性重复往往刻意改变研究设计中核心要素（例如自变量、因变量或者两者）的操作方式。在当前的具身认知实验中随处可见这种设计。你用物体的粗糙程度（自变量）来启动对社会性任务困难程度的评估（因变量），我就用物体的坚硬程度（自变量）来启动性格判断（因变量）。然而，概念性重复在理论上并非是一种对直接重复的有效替代方案。正如具身启动效应的批判者Nosek等（2012）批判的：“直接重复能够产生事实，而概念性重复只可能产生理解。因为原始设计的特征被刻意地改变了，概念性重复仅仅被用来证实（并且是抽象）原始的结论，而不能用来证伪它。一个成功的概念性重复研究可以被用来作为原始结论的证据，但一个失败的概念性重复却会因为没有对原始现象进行检验而惨遭摒弃。” [10] 　　在实用论层面上，使用概念性重复作为直接重复的替代方案反映了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而具身认知正在成为这种偏见在心理科学中的新代言人。所谓证实偏见就是研究者倾向于偏爱那些能够支持他们信念或假说的信息，反映在研究设计中一般表现为各种“期望效应”（expectancy effects）。例如，Klein等（2012）以及Loersch 和Payne（2012）指出，实验者的“期望效应”或由此引发的被试的“心理污染”（mental contamination）导致了Bargh等实验中出现社会性启动效应[11-12]。“证实偏见”导致的更为严重的恶果是以选择性筛选数据（cherry-pick data）获取阳性统计结论等直接的学术造假。这个问题正在严重影响具身认知研究的信誉与形象。例如，2011年，荷兰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iederik Stapel的学术造假案中牵涉的多篇研究报告均曾被视为具身认知的重要支撑证据。随后，以从事具身认知研究成名的Dirk Smeesters、Lawrence Sanna等纷纷陷入学术造假丑闻[13]。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2011年以来，《心理科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等重要学术期刊撤销了十余篇与具身认知相关的实验稿件。伴随具身认知研究结论的不可重复性被频繁地曝光，具身认知运动也正陷入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 　　针对上述问题，近两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