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中“秩序与人性”符号学解读.docVIP

电影《白鹿原》中“秩序与人性”符号学解读 　　作为一部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白鹿原》展示的是20世纪初中国黄土高原上的风土人情。无论是连天无尽、满眼金黄的麦地，还是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祠堂、窑洞，该片较好地呈现了原著中凝重而真切的历史感。该片的出彩之处，在于将原著中最突出一对矛盾——秩序的维护和打破，通过象征的仪式和符号具体化，更深层次地表达出导演对扼制人性的秩序的批判和对人性本真的赞美。 　　秩序的“铁蒺藜”：鞭子和宗祠 　　影片的第一鞭子，打在了还是孩子的孝文身上。当时黑娃、孝文、兆鹏，三个孩子站在土墙后面对着马圈丢石头，被人抓住。就在白嘉轩对孝文实行宗族惩罚的时候，祠庙前面就出了事。鹿三、鹿子霖一身是伤地回来，带来了清朝结束、民国建立的消息。有意思的是，投机分子鹿子霖表现得痛苦万分，而族长白嘉轩却是茫然呆滞，未有失态的表现。 　　第二鞭子，打在黑娃和小娥身上。做短工的黑娃跟小娥偷情被举人发现，将二人吊起来打。打完之后，小娥失去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却憧憬着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日子，虽然他俩也不懂鹿兆鹏说的“自由恋爱”是什么意思。 　　第三鞭子，打在黑娃身上。不知加入农会到底是干什么的黑娃，很是高兴地把宗祠打个稀巴烂，只是因为族长白嘉轩拒绝他和小娥入族谱。农会失败，黑娃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四鞭子，打在族长的继承者白孝文身上。被鹿子霖使计谋与小娥偷情被白嘉轩亲眼看到，白嘉轩再次拾起宗族之法鞭打孝文，甚至是用铁刷子刷肉。之后白孝文便像干爹鹿三说的“混成了狗样”，为了几个馍把自己卖了当兵。 　　以上的“四鞭子”无一例外地出现在一个场所：宗祠。鞭子象征着宗法的惩罚，宗祠象征着传统不可违。每一次想冲破旧秩序的行为，都会带来极大的惩罚。这里的鞭子和宗祠，就是旧秩序的“铁蒺藜”。 　　但是，影片不仅仅是表现旧秩序的藩篱，也在反向表达冲破旧秩序的必然趋势以及旧秩序日益瓦解的希望。鞭子挡不住封建王朝的覆灭，挡不住炙热的爱情，也挡不住祠堂被毁掉。可以说，宗祠在旧制度下是个维系宗族延续和向心的纽带，也是排他的一个身份认同制度，正所谓“只有千年的宗族，没有千年的亲戚”。在这里鞭打便成了具有合宗法的仪式，也是对宗祠所代表的秩序的维护，但是每一次秩序的回归，恰恰成了秩序的一次崩坍。 　　田小娥死后引发的瘟疫是一个高潮。导演以一种魔幻的描写，刻画下了原上村民在面对瘟疫时的众生相。看似荒诞不经，却真实地反映了民间对瘟疫的认识。余新忠先生指出，清人对瘟疫病源的认识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类。作为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疾病，瘟疫自古就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天敌。古人在面对这来无影、去无踪的大害时，往往因为现实的无助而心生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贴桃符、撒石灰、建庙堂、盖宝塔，也就是这逻辑发展下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又岂止面对瘟疫如此，中国历史上凡是到了社会发生巨大变动需要抉择而无良方时，上至高居庙堂、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下到躬身田间、大字不识的老百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集体的非理性。君不见，远有北宋靖康之际的郭京撒豆成兵，近有清末庚子年间的义和拳设神坛，这正是所谓的历史的惯性。在魔幻的外衣下，包裹的是百姓苦难生活的写照和对现实灾害的无助。 　　中国传统秩序中的女性符号——田小娥 　　电影《白鹿原》有三条叙事主线，其中一条主线便是外来的女人——田小娥。与原著不同，电影中故事情节将其他女性统统删去，只留下了田小娥。虽然这种叙事方式有些争议，却使得原著故事得以较好地体现，毕竟原著中的人物个个都是故事，难以将其全面铺展开来描写。 　　田小娥作为一名“外来”的女性，她身上具备了一个新旧社会交替时期产生的许多因素，对于整个白鹿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田小娥一出场就显得与众不同，她身穿一袭红色衣裙，在一片土黄色与黑色的世界里，她的出现就像一道红色的刀光，格外显眼。当然，在代表传统秩序的维护者眼里，这挑战和对旧礼教的破坏色彩显得格外扎眼。 　　可以说，田小娥作为一名异乡人，她的情感与肉体都希望从原来麻木的生活里挣脱，这也是她的悲剧的开始。一方面，农村中强大的宗族观念与宗法制度是她悲剧的根源；另一方面，对于爱情和欲望的直接追求也体现了一个时代变迁下人性苏醒的要求。重要的是，在这一部几乎全部是和男人为对手戏的电影中，田小娥的存在几乎就是对于人性欲望的一种直观而又深刻的揭露过程，带有深切的拷问性质。田小娥的“放纵”，虽然带有与时代同步的某些解放因素，但背后隐藏更多的却是男权社会中人性的卑劣与丑恶。对于擅长于刻画人性的王全安来说，这一部分在他的执导下显得尤为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中国传统秩序中男性符号——敬宗收族与礼义罔闻 　　在延续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男性一直处于主宰地位，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宗族体系是维系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