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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提高公民素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这就是说，在社会需要管理的前提下，为了谁、依靠谁、怎么管的问题也必须解决好，否则的话，管理社会的力量与社会自生的力量相互背离甚至发生冲突，社会活力的迸发与社会和谐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具有重大差别的不同理念 　　社会治理是在共同价值基础上，一体遵循的法律框架内，达成共识的规章制度下，政府、社会、企业和公众规范社会行为，协调???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防范社会风险的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反映了我们党治理社会理念的改变，预示着中国的治理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2012年，周瑞金同志曾经撰文指出：“当前对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有各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就是加强社会管理，把外来流动人口管起来，把几亿网民、手机用户管起来，把特殊人群管起来；有人更认为就是加强社会控制。这里要防止进入两个误区，一是把社会管理等同于社会危机管理和社会问题管理；二是把社会管理当作政治控制，不承认社会管理中的市场逻辑和社会自治逻辑。”[1]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彻底厘清，政府时常越位、缺位和不到位，部分人民群众基本的公共服务得不到保障，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某些地方还出现了官民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发展为“社会治理”，适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期待，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探索。概括地说，社会是一个大舞台，必须欢迎诸如生旦净末丑的各种人物类型登台演出。政府以允许或者不允许的方式把持舞台是做不好也做不到的，为此，管好社会这个大舞台必须有台前幕后、台上台下、各方面力量的大合作，这样的合作只能是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而不是政府充当导演兼演员、兼场记、兼舞台监督的管理。台前幕后、台上台下各方面的工作客观上需要不同特质、不同才能的人才，而所有参与力量素质的提高也只有在合作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概括地说，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差别主要是： 　　第一，社会管理侧重于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政府作为社会管理合法权力的主要来源即便是运用了一些社会力量，也只是利用或者借用；而社会治理则强调合法权力的多种来源，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等在社会治理中不再是政府的附属，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 　　第二，社会管理使得政府以管理者自居，凌驾于社会之上，习惯于对社会进行命令和控制，大包大揽对自身具有利益价值的社会事务，而把难办的事项推给社会组织等体制外的力量；而社会治理更多的是在多元行为主体之间形成平等的、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助、互融过程。 　　第三，社会管理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力，依靠行政命令推动工作，更多的是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社会管控；而社会治理是当代民主的实现形式，它更多地强调有职责、有权利、有利益的参与、协商、合作，在信息互通和利益共享形成了市场的、法律的、道德的、习俗的等多种管理方法和技术。 　　第四，当政府以管理者自居的社会管理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失误，由于“领导当然是正确的”，必然出现所有过错都属于下级的状况，即便是探索过程中正常出现的失败概率范围之内的失误，也会向下推卸；而社会治理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是共同的探索者，治理的主体平等性造就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条件。 　　二、提高公民素质要从“治官抓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当下，我们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距离还有多远，显然是一项需要“眼睛向内”才能解决的问题。坦率地说，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是老百姓能够决定的，除了强化制度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以外，作为公权力执掌者的各级领导干部恰恰是关键所在。如果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的“上”理解为党中央、国务院的话，这里所说的“下有对策”则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蔓延全国乃至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劣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党政机关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党内外群众深恶痛绝、反映非常强烈。尽管为消除“四风”上级作了无数次动员、发了无数份文件，“一阵风”之后奢靡浪费之风却比不整顿的时候更厉害了。于是，各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