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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之眼,抑或哲人美学 1 　　亚历山大·科耶夫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摄影师，作为政治哲学家的他，在很多人眼中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记得没错的话，最初是在十年前（2002年）出版的《驯服欲望：施特劳斯笔下的色诺芬撰述》中，他作为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施特劳斯的论敌一并被引进国内学界。后来，随着《黑格尔导读》、《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及《法权现象学纲要》、《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权威的概念》等译本的相继出版，才有了相对系统的介绍，得知他乃推动黑格尔在法国复兴的先驱，萨特、梅洛—庞蒂、拉康、乔治·巴塔耶、布勒东、雷蒙·阿隆等这些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界的大佬都曾听过他的《精神现象学》导读课。罗斯断言，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是当代法国历史思想的秘密源头。德鲁里亦认为，后现代政治的真正根源其实在科耶夫这里。或许正是因此，他的那些不是摄影的摄影作品，才会激起鲍里斯·格罗伊斯格外的兴致。 　　据格罗伊斯介绍，两年前（2010年左右），他意外发现了科耶夫游历世界时的这些“收藏”：五千张照片的幻灯片和九大箱明信片。他原本就对科氏思想感兴趣，这一发现使得他对其更觉神秘。同为哲学家——可以说都在后现代哲学这个框架之内，又同是生活在西方的俄裔，而且，不能说他们都是艺术家，但都热爱艺术是肯定的……诸多机缘，共同促成了“历史之后：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科耶夫”这样一个艺术项目。 　　可以说，“历史之后”（即“历史终结”或“后历史”）是科耶夫对于法国现代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论点。虽然这并非科耶夫首创，而是源自黑格尔，但恰是经由科氏，它才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现代思想和后现代哲学。准确地说，科耶夫是黑格尔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一道桥梁。在科氏看来，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是历史演化直至走向终结的杠杆。所谓历史，就是好斗的主人和劳动的奴隶之间相互作用或斗争所建构的。当有一天没有了主人和奴隶的界分，他们之间的对立、差异消失了的时候，历史也将终止。于是，主张自由、平等，使人的欲求得到普遍承认的法国大革命自然被视为历史趋于终结的标??。从此，主奴之间的承认转化为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战争消失了，流血消失了，哲学消失了，人不再有什么变化。这是一个普遍同一的社会，没有阶级，没有斗争，智者取代了哲人，意识形态让位于“绝对知识”。这很像马克思说的“自由王国”，而其中反复提及的历史之有限性又仿佛是海德格尔的调调。可见，科耶夫眼中的黑格尔，其实早已染上了这二位的浪漫色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耶夫承认法国革命后历史真的趋于终结，人类真的回归至动物世界。格罗伊斯也提到，科耶夫并不认为现实已经进入“后历史”阶段。特别是在他后期的著述中，反而不乏对这一观察和论述的自省。1943年，在《法权现象学纲要》一文中，科耶夫还在诉诸普遍的“人性”及均质化国家和社会的理念。两年后，他积极向戴高乐建言，撰写了《法国国是纲要》，理论建构了一个新拉丁帝国（非民族国家），意欲和英美帝国、斯拉夫—苏维埃帝国一并形成三足鼎立的战略格局。且不知这是否受卡尔·施密特有关区分主权与权利的影响，事实是，在法国经济事务部工作的他的确主动参与了欧洲共同体的设计。据说，科耶夫还向斯大林写过信，但最终石沉大海，无果而终。由此可见，科耶夫虽然认肯社会主义，但某种意义上他还是预言了冷战随着经济一体化而不得不趋于终结；虽然他承认“后历史”对于人的自然欲望和国家均质化的肯定，但拉丁帝国的理论构想本身则意味着“后历史”并没有使国家趋于均质化，反而强化了建基于拉丁文明的帝国主权意识。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法国坚持民族国家意识，必然被英美帝国吞并。况且，他早就明确了，即便在一个均质化国家和普遍同一的社会，也须以某种权威维持公正。……这些显然有悖于普遍的相互承认的“后历史”状况。看得出来，其实和尼采、黑格尔一样，科耶夫的思想也存在矛盾的一面。1989年，深受其思想影响和启发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今天业已沦为学界的笑柄，甚至连福山自己都不再相信国家均质化的可能，重申了“国家构建”（2006）一说。这意味着，科耶夫其实不只是单纯的智者身份，他还有着哲人的一面，不时还扮演一下“帝王师”的角色。 2 　　这样的梳理显然过于粗疏了一点，不可避免地将科耶夫复杂的思想和实践简单化处理，但若没有了这个铺陈，他的那些不是摄影的摄影将变得毫无意义。对于科耶夫而言，这些摄影作品的意义不在于摄影（语言）本身，因为它与普通游客所拍的旅行照片没有什么区别，极少涉及摄影本身的构图、焦距、光影、景深等语言要素，而是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看世界的智者之眼，或一种哲人的美学。 　　科耶夫去过不少地方，利用公务之便，他还走访了许多国家，一路拍了数千张照片。此次展览除了部分摄影作品以外，还一并呈现了科耶夫的旅行手稿。不过，展览并没有清晰地告诉我们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