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并不是“收租院”散布在乡野间地主庄园.docVIP

这里并不是“收租院”散布在乡野间地主庄园 　　在我们身处的这座城市，庄园曾经是最常见的一种建筑，而“地主庄园”无疑是其中规模宏大、装饰精美的代表。 　　提到地主庄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大邑那组著名的史实群雕“收租院”，或是黄世仁霸占喜儿的“积善堂”。这些在特殊历史时期里树立起的反面教材，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了我们对地主庄园的认识。然而时间终归还原了历史。 　　那么，地主庄园究竟是什么模样？ 　　地主庄园代表 　　朱家宅——位于巴南区南彭镇（现为南彭街道）石岗社区原石岗农场内，始建于清同治五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院为复式四合院结构，坐北向南，在中轴线上布局上、中、下三厅及左右2个四合院，建筑面积3009.6平方米。上厅右角往后为生活、生产的碾房、磨房、厨房；前厅左右有小姐楼，除上、中、下三正厅无楼房外，其余四合院均有楼厢房。建筑为土、石、木结构，穿斗式举架，硬山顶，小青瓦屋面，蔑竹夹灰粉墙及木板式障水板相结合，福、禄、寿、几何纹格眼窗花、板式木门，宽敞的廊檐可达任何一间房屋，二层地下排水系统。 　　石龙门庄园——位于重庆江津区塘河古镇石龙村，始建于清雍正年间，清末民初逐渐扩大而成，坐西南朝东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江津大富豪、有陈半县之称的陈宝善的庄园。石龙门庄园是由64根石柱和30多根大圆木柱擎起的石木结构建筑群，总占地面积2公顷，建筑面积13200多平方米，建有房屋520多间，满园亭台楼阁，雕梁画柱、绘彩描金，九道中门九道关，十八座天井，珠联璧合为“八阵图”。亭子楼是整座庄园的最高处，能俯瞰全景。楼内有小客厅，厅后是主卧室，现还摆放有当时使用的两层雕花板牙床，雕花文柜、三用折衣柜、镂空雕花梳妆台等古式家具，虽灰尘蒙面，但仍然显示当时主人的显赫身份。 　　被误解的地主庄园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里，由血缘氏族关系组成的村落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村落由一栋栋独立的民居组成，按照传统的风水理论规划排布，彼此相依相生。因此我们便能看到江南灰墙黛瓦的徽派古村落，黄河边雄浑古朴的陕山古村落，就连开化较晚的西南???数民族地区，村寨也是各民族最基本的聚落形式。 　　而唯独重庆所处的巴蜀地区，村落被散居的庄园取代，各种样式的三合院、四合院，或组合式的庄园散布四野，庄园背山面水，四周竹林田园环绕，独拥一方山水，颇有些“结庐人境，悠然南山”的魏晋意境。重庆本地人将这种庄园叫“院子”，今天重庆地名中的“某某院子”都曾是一座座庄园。由此，我们便可想象，重庆曾经拥有的庄园数量是何等的可观。 　　这种坐拥山水的“独栋大盘”的确令人神往，然而在生产力低下的百年前，以氏族为纽带的村落不仅能互助协作、共同生产，还能共御外敌。在生存的压力下，“团结就是力量”远比“独享山水美景”更为实际。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放弃抱团取暖，而选择独自面对生存的压力呢？ 　　今天的重庆人，八成以上是明清“湖广填川”移民的后代。明末清初，重庆屡遭劫难，从张献忠首次入蜀算起，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巴蜀地区成为一台巨型绞肉机，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在轮番的拉锯厮杀中，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天灾人祸使曾经的天府之国变成了荒无人烟、虎豹出没的蛮荒之地，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 　　为了恢复巴蜀的社会经济，清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鼓励移民入蜀的政策，颁布诏书，从各省移民入川。为鼓励移民，政府采取“插苫为业”的政策，即对于无主的荒地，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一家一户一占便是一大片土地。今天重庆的地名中，以姓氏命名的占去其中大半，便是那时“插苫为业”的历史延续。 　　填川的移民往往以户为单位，散户的移民打破了原有氏族村落的居住习惯，在自己插占的土地上结庐建舍，看管千辛万苦得来的土地。另一方面，山高坡陡的重庆，仅有的可耕地散布在山间平坝之中，散居的方式更利于就近耕作管理。因此分散的庄园成为重庆乡间最常见的居住形式，氏族村落在重庆便再也没有发展起来。我们今天在重庆看到的宏大的地主庄园，一方面得益于人少地多，土地宽裕，另一方面组合式的大型院落也弥补了村落的缺失，让家族得以聚族而居。 　　竹林深处的朱家宅 　　如果说重庆老城沿江的吊脚楼反映了重庆人坚忍不拔、改造自然的征服精神，那么散布重庆乡间的庄园大院则体现出重庆人道法自然、顺从天然的生活哲学。较之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山大水的重庆，山环水抱的风水宝地俯拾皆是，重庆的庄园往往严格遵循风水布局：背依祖岭，后枕靠山，左右龙虎护持，前有溪水环绕。庄园的朝向也不似北方民居一律的坐北朝南，而是根据山峦的走势，自然摆放。 　　然而道法自然却不意味着一味的保留自然，重庆的庄园建筑在营造周边小环境时还会巧妙地对自然略加修饰，寥寥几笔便韵味十足：在园前开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