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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宗教信仰 　　摘 要：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的士大夫。历史上，宋代士大夫们与佛教有深厚渊源，以致学术史将宋代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称为“居士佛教”。着重从宋代士大夫们的代表――宰相入手，分析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及相互间的影响。 　　关键词：宋代 士大夫 宰相 佛教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12-0093-02 　　作者简介：左莹（1987―），女，河南驻马店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士大夫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宋代，统治阶级实行文官治国的政治制度，朝廷也对士大夫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广大知识分子在精通儒学之外，对诸家学说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其中，佛教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参禅学佛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因此，可以说佛教在宋代的发展和兴盛与宋代士大夫与佛教的紧密联系密切相关。 　　宋代士大夫对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潘桂明《宋代居士佛教初探》一文将其概括为三点：一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二是“官场受挫，遁入空门”；三是“与禅僧诗文相酬”。可见，对宋代的士大夫来说，佛教是他们生活、创作的一部分，是思想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人生失意的慰藉和寄托，是心灵追求的所在。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以其异质的文化，开拓了士大夫们固有的思想领域，同时也给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新颖的题材和不同的创作手法。在此过程中，佛教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士大夫们。 　　在统治阶级中，宰相的地位和权力是极高的，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同时，他们多为士大夫们的领袖，是思想文化潮流的牵引者。在宋代，大多数宰相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吕公著，哲宗朝宰相，与司马光同朝辅政。《居士分灯录》卷下：“吕公著，字晦叔，与司马光并相。光初不喜佛，著劝之曰：‘佛学心术简要，掇其至要而识之，大率以正心无念为宗，非必事事服习，为方外人也。’光然之。”吕公著自己不仅对佛法深有研究，而且劝告对佛教有敌意的司马光，使其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可见，如果不是吕公著对佛法有着透彻的理解，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司马光又岂能听其劝告。其父吕夷简，仁宗朝为相，并曾与润文官宋绶编成《景?新修法宝录》。润文官是宋代设立的为翻译的佛经修饰文字的官员。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在太平兴国寺设立译经院，置润文官，翻译佛经，可见其与佛教的渊源之深。其祖吕蒙正，太宗朝为相，贫时曾得僧人相助，其后一生信奉佛法。《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记载：“公常晨兴礼佛，祝之曰：不信三宝者，愿勿生我家。愿子孙世世食禄，护持佛法。”吕氏三代为相，已经很是难得，而且都信奉佛法，维护佛教，对佛教的传播做了不少贡献，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少见的。 　　寇准，真宗朝为相，中国古代著名的廉直宰相之一，这样一位名垂青史的宰相，对佛教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宋代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寇莱公尝曰：‘母氏言，吾初生两耳垂有肉环，数岁方合，自疑尝为异僧，好游佛寺，遇虚窗静院，惟喜与僧谈真。’公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就居。” 　　王安石，神宗朝为相。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九记载：“荆公雅爱冯道，尝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王安石早年就与佛教有接触，受佛教影响极深。变法失败后，佛教给予其很多的精神慰藉。晚年，王安石归于钟山，寻寺访僧，参研佛法，生活清苦，如佛家居士一般。现观王安石所留传下来的诗文，不少蕴含着丰富的禅理。 　　以上几位在宋代都为贤相，而历代统治阶层内部都忠奸不齐，鱼龙混杂。无论好坏，他们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层面上汲取了佛法的营养。丁谓，真宗朝为相，曾为润文官，翻译佛经。因作恶多端，晚遭贬黜。其未居相位之前曾做过润文官，已与佛教有着深入的接触，其罢相后，“在贬所，专事浮屠因果之说”。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三云：“（丁谓）临终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诵佛书，以沉香煎汤，时时呷少许。启手足之际，付嘱后事，神识不乱，正衣冠，奄然而去。其能荣辱两忘，而大变不怛，真异人也。”其生前作恶，但在生死之际能泰然处之，这与他平素高深的佛学修养不无关系。夏竦，仁宗朝为相，与丁谓相同，都曾为润文官，当权时作恶，被认为是奸邪。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联系，深受佛教的影响和慰藉。《居士分灯录》卷上：“夏竦立朝视野，史多遗议。晚年悟道，圣人不弃，又何疑？”章?，哲宗、徽宗朝为相。为政时，否定元?时的改革，“协谋朋奸，报复伊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妻孥”，但同时他不营私护亲，四子登科，只有一人显达。其晚年退相，出入僧舍，淡薄功名。他们身前作恶，同时又归于佛教，从佛法中得到解脱，安然离世。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