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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十七大:强调三权制约 注重制度反腐 ●李玉赋 十六、十七届中共中央纪委委员、监察部副部长 ●谢鹏程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学术部副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3年，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研究起草小组工作 ●任建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说，“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生死存亡”的表述，说明党对反腐问题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意识。 在十七大报告中和十七大关于中央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我们都能发现这样的“三个更加”的字眼：“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事实上，在胡锦涛“6?25讲话”中就有了这样的表述，这说明党的反腐败理论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倾斜，从注意腐败之“流”转向腐败之“源”。 靠制度反腐，这需要反腐机构自身的改革。比如解决多个机构职能重叠、效率不高问题。还需要从深层次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只有真正做到“三权制约”，才能解决突出“一把手现象”…… 如果腐败持续高发会削弱执政合法性 南都：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说，“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生死存亡”的表述，说明党对反腐问题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意识。 任建明：腐败在政治上的危害就是破坏大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腐败持续高发，就会影响到执政基础，削弱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 目前，我们虽然投入许多资源致力于反腐败，但效果还不够理想。党的执政能力、战斗力，根本上是靠人民大众的支持和信任。如果腐败长此以往，干部队伍被腐蚀、瓦解，形成利益群体，这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 谢鹏程：可以确信，我们党在主体上是廉洁的、高效的。当然，腐败现象在一定的范围内仍存在。它对于我们党的形象是一个巨大的玷污，与我们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水火不容的。十七大报告的说法表明了反腐败的态度和决心更加坚定。 报告强调“三个更加”向“制度反腐”倾斜 南都：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中和十七大关于中央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我们都能发现这样的“三个更加”的字眼：“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事实上，在胡锦涛“6?25讲话”中就有了这样的表述，这说明党的反腐败理论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倾斜，从注意腐败之“流”转向腐败之“源”。 谢鹏程：中央在治理腐败问题上表示，要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个说法是比较科学的。我曾经分别就腐败的源头、土壤和条件连续写了三篇文章。我觉得，从实质上来讲，人一旦与他的利益及相关利益产生冲突，那就可能滥用职权，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腐败的条件与监督有关，与透明度有关。 李玉赋：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开始，我们比较注意企业和中介机构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后来，我们特别地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干预，权力的介入。比如：要遏制住商业贿赂案件，必须控制住行政权力的行使。这个方面需要配套进行改革，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逐步地从源头上防止商业贿赂案件的发生。 南都：当前，一些领导干部或党员的腐化堕落，仅仅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吗？ 谢鹏程：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强烈的、真诚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就不会滥用职权来为自己谋私，即使有利益冲突，他也不会用它牟利。 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虽然有共产主义信仰，但是他们又经常面对生活的困难，社会的诱惑，那么人性的弱点会暴露出来。靠信仰来反腐对少数人是管用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作用是有限的。信仰的问题是主观的，很难去把握和评价，而且有些人还很会伪装。 虽然我们党培养干部，要求具有共产主义信仰，但我们评价的标准要客观化。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信仰。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这才是有效的可持续的治理模式。 南都：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更加”，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任建明：“更加治本”和“更加预防”都强调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预防，一方面是制度惩治。 预防和惩治都得靠制度。在十七大报告上强调，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怎样去实施是重点。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加快法治化进程。 李玉赋：要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有效的机制。审批行为的管理规范化与治理商业贿赂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所打击的国家公务员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利用行政审批权，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挂钩，公务员从中谋利。行政审批行为的规范，核心就是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制约。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