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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围”改革后引入双元增值税模式探讨 　　摘要：我国当前的增值税“扩围”改革应解决地方财政和税务机构的设置问题。借鉴相关国际经验，依据消费性增值税目的地原则和我国增值税的定义，将双元增值税引入我国，并提出该模式下适合我国的跨省交易解决方案。从省内和跨省交易两个方面，以算例形式从理论上论证该模式在我国两级政府和两大税务机构之间运行的有效性，得出其能够作为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后的征管模式的结论。最后，建议我国建立健全两大税收清算体系和增值税发票管理体系。 　　关键词：增值税；“扩围”改革；双元增值税；税收管理；跨省交易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024?06 　　为了解决营业税问题和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2012年开始推行增值税“扩围”改革，因此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热切探讨，虽然都认为改革对地方财力和地方税务机构的影响很大，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却少有文章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几乎没有从增值税的征收管理模式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改革涉及两级政府的利益和两大国家机构的职能划分，试点地区的改革模式不能简单复制，必须对改革后增值税的征收管理模式加以调整，以适应扩大征收范围的增值税。 　　所谓地方财力的问题主要是两级政府对于增值税收入的划分。国内增值税收入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营业税收入除特定对象缴纳的部分归中央外，其余归地方政府，是地方财税的重要来源。虽试点地区试点期间的收入归地方政府，但并没有解决改革后的收入分配问题。国内学者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重构分税制，二是调整分享比例[1]（32）。但重构分税制涉及两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及所有税种的重新划分，短期内难以实现；张悦等人表明分享比例的调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行政区域的问题[2]。 　　地方税务机构的设置问题主要是机构职能划分。我国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由国税局和地税局分别征收管理，如果不改变增值税的征收管理权，则改革后地税局只能负责征收零散的小税种，机构职能遭到大幅度削弱。但是地税局的存在仍有其必要性。姜明耀一文中引入双元增值税模式作为增值税改革的过渡方 案[1]（ 35），但没有基于增值额来计算货物与劳务之间交 　　叉投入的增值税，未具体阐述该模式下两级政府、两大机构对增值税的征收管理方案。 　　本文以增值税的征收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将双元增值税模式引入到我国，作为改革后的征收管理模式，以解决改革后两大利益主体和两大税务机构的问题，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 　　一、 双元增值税征税模式的构建 　　（一） 国外双元增值税模式分析 　　目前国际上实行双元增值税（Dual Value-added Tax）的国家主要有巴西、印度、加拿大和欧盟，从实践经验来看，实行双元增值税的困难主要在于目的地（最终消费地）原则下跨省交易的处理。本文先介绍各国实行双元增值税的情况，再结合我国国情，提出适合我国的双元增值税模式。 　　巴西是最早引入联邦和州两个管理层次的双元增值税国家，采用来源地原则。联邦与州、自治市之间实行财税自治管理，联邦只确定跨州交易的税率，以及对州、自治市可以征税的范围和财政上的权力作出明确规定，而各地的税率和税收政策自主确定[3]。因此巴西各个州的税率和税收政策、州内与州际交易的税率均不一样，导致税收管理复杂混乱、成本偏高；也使许多州在货物生产环节征收大量的货物流通税，导致在跨州交易中出现税收争夺战[4]，使增值税体系实施效率大大降低，呈现出不稳定性。巴西近年来重点加强联邦政府对增值税的管理权力，以及州内和跨州交易的税率设定[5]。 　　印度在2005年改革中正式引入次国家级政府增值税，形成联邦与邦两个政府层次的消费型双元增值税，由宪法章程规定每一种税只能由一级政府征收，使增值税在管理上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6]（11）。联邦政府和邦的增值税都涵盖货物和劳务，延伸至零售环节，称为货物和劳务税GST。在服务领域除了几种特殊的行业由各邦征收外，其余由联邦征收。在货物领域，加工制造环节开征了以不同税率征收的中央增值税；货物的流通环节分邦内和邦际销售，各邦开征税率不同的邦内增值税，邦际销售由联邦开征统一税率的单环节中央销售税CST。因此跨邦交易中，先由来源地按统一税率征收CST并保留这部分收入，再由进口地征收销售环节的增值税。改革比较均衡地划分了联邦政府与各邦之间的征税范围，降低CST税率，并且联邦政府同意对邦政府采取税收补偿措施[7]。但是改革并不彻底，在征收过程中联邦与部分邦之间仍然会产生利益冲突，联邦GST与邦GST之间的增值税在两级政府之间仍不能相互抵扣。 　　加拿大联邦政府对中央增值税实行强有力的税收管理，使得在国内实行目的地原则下的次国家级政府增值税非常有利。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货物和劳务实行统一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