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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村土地产权变更补偿与交易机制 　　内容摘要：权利主体地位平等与权利内容明晰是交易行为、市场经济发展基本要求。依此，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有明显缺陷。在现今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现实利益要更公平、充分地体现必须明确三个问题。一是，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即国家基于公益征地范围的明确。二是，对在公益优先下，农村土地征收的公平补偿机制的明确。三是，对在非公共利益前提下，农村土地出让的市场化交易机制的明确。 　　关键词：统筹发展 农村土地 产权 补偿 交易 　　问题的提出 　　权利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与权利内容的明确界定是市场交易行为得以有效进行，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基本要求。但这一要求体现在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上有明显缺陷。在我国，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一般意义上，农村土地归属农民集体所有。这其中，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完全充分，而农村土地在很大程度受到限制，其所有权并不充分。在收益权方面，农村土地不能直接用于房地产开发，须先由国家征用转变为国有土地，再由国家出让给发展商，这就使农村土地的收益权在形式上受到限制。而目前国家征用土地标准的低偿性又使得农村土地的收益权无法在实质上得以充分实现。另一方面，依法农民集体土地不得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也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农民集体向非农用地者提供土地使用权必须经人民政府审批，这又使得农村土地的处分权受到相当大制约。这种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江平，1999）。 　　并非不该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做任何限制。在现今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国家发展、城市化推进对土地需要的客观现实，基于此，在一定条件下，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给予限制，以及将一定量农村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具有合理性。对此，《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但是，国家建设??等同于公共利益。实践中“公共利益”所存在的扩大解释，即是将其等同于国家建设需要，其结果就是农村土地利益的严重受损。笔者认为，并非基于国家建设需要，就可以对农村土地行使国家权力，任意将其征归国有。应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受法律限制，受限制的条件以及受哪些限制。这种明确不仅厘清不同所有权权限范围以避免纷争，利于实践操作，更能使各权属项下利益都得以保障，尤其是防止强势的国家所有权对弱势的集体所有权的侵害。 　　基于此，至少要明确三个问题。其一，国家基于公益征地范围的明确。它是上述法律规定得以正确实施的前提，也是农民集体所有权免受国家所有权任意侵害的基础。其二，在公益需求优先下，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的确定。它是农民土地所有权不得已发生转移时，其项下利益是否一并受损，农民生活保障能否良好实现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第三个需要明确的是，公益之外的农村土地，基于城市化建设，需要改变其所有权性质时，农村集体所有权是否应该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它直接关系到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现实利益如何更公平、充分体现。 　　公共利益的界定：国家基于公益征地范围的明确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对国家、集体、公民个体的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在此基础上，2007年《物权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即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都是社会权益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且不可偏颇。现代高度发达的物质和制度文明致使私权得以滥用，并严重威胁社会公益。因此，私权行使必须控制在法律、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即接受社会公益的制约和限制。对此，私权社会化已成为各国的立法通例。我国《物权法》也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该条规定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在我国，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此，在于如何确定社会公共利益对私权的限制边界。稍有不慎，或是私权膨胀威胁社会公益，或是公权力和社会权膨胀吞没私权。我国的现实问题是后者。尤其是反映在对待农村土地的征收以及补偿被征收者利益上，而这一边界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和谐。 　　与土地流转不同，土地征用不体现土地产权出让者意愿，只体现购买者需求，其目的是用垄断公共强制力资源抵制因个体任性而阻碍社会公共利益实现。表现为相关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授权的法人对他人土地产权及其使用权利的强制性收购。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物权法》也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