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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船山责任意识看湖湘文化担当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摘要]王船山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士人应担负起匡维世教、救君之失的社会责任，经世致用，参变知常，不丧所依，集中地凸显出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这种责任意识不仅在历史上发挥着激浊扬清的积极作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为国为民艰苦拼博，而且亦启示当代学人脚踏实地，承担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 　　[关键词]王船山；责任意识；湖湘文化；担当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123―05 　　“心忧天下，敢于担当”是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湖湘先贤身体力行。屈原“哀民生之多艰”、“上下而求索”；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谭嗣同冲决罗网维新变法，黄兴、宋教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陈天华蹈海赴死以唤醒同胞……这种“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在明清之际伟大思想家王船山这里得到了详尽的理论阐述。处于“天崩地解”、故国败亡的情形下，王船山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勇气，艰苦卓绝，力挽狂澜，以图“纠风俗、正人心”，集中地凸显出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不仅在当时发挥着激浊扬清的积极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数代湖湘儿女为国为民艰苦拼博，成为近代湖湘英烈的精神支柱，亦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启示。 　　一匡维世教，厘正学风 　　身处“天崩地解”、故国败亡的明清之际，伟大思想家王船山艰苦卓绝，力挽狂澜。他呼吁，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应当匡维世教、救君之失，对国家兴亡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他说：“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1]他置疑“唯君相可以造命”的观点，认为士人虽然“权藉”不如君相，但并非不能在历史进程中有所作为。他指出：“唯君相可以造命，岂非君相而无与于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士人应当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进行自我修养和提升，静以待时，即使是“一介之士”，也必然能够“莫不有造”，有所作为。[1] 　　那么，士人应当如何“造命”呢？船山认为，???要之务是致力于精神层面的建设，他指出，国家的兴亡并非由帝王个人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的人心和世风所决定。他说：“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兴废者也。唯至于天下之风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国家之势，乃如大堤之决，不终旦溃以无余。”[2]将治乱安危系于君主一人，而不致力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风俗的端正，必将带来社会人伦秩序的混乱，进而导致王朝的败亡。这是需要引起足够警惕的。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王船山对士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我们知道，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明代的世风浇漓，士习败坏，嘉靖以后，心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少“王门后学”身居要职却缺少责任意识，形成了空谈心性而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现实问题的空疏学风。人们指责说，当时的士大夫“置四海困穷而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3]；“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些话语真实地揭示了明末士大夫阶层脱离社会实际、空谈心性道德、毫无应事才能的虚浮风气，也折射出颓败的士风摧残人才、贻误国家的恶果。明清之际，不少思想家都曾深刻反省这种空疏学风所造成的严重危害。顾炎武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4] 　　王船山不仅指责王学末流的空疏，更看到了这种空疏学风与当时的八股取士制度相结合而对士风人心所产生的腐蚀作用。他指出：“万历中叶，姚江之徒兴，剽窃禅悟，不立文字，于是经史高阁，房牍孤行，以词调相尚。取士者亦略不识字，专以初场软美之套为取舍，而士气之不堪，至此极矣！”[5]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吕锡琛，齐冬莲：从船山的责任意识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船山进一步看到，王门末流所导致的不仅是学风的空疏和人心的浮躁，更严重的是，它冲击和破坏了“士志于道”的儒学传统，干扰了士人追求和体认一以贯之的“天德王道”等伦理道德精神。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不少士人“但取经中片句只字与彼相似者以为文过之媒，至于全书之义，详略相因，巨细毕举，一以贯之而为天德王道之全者，则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钱、罗之流，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4] 　　在王船山的心中，研读儒家经典的核心作用在于遵循圣贤之言以修养个人的心性道德，是要“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6]是要纠风俗、正人心，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而不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发挥某部儒经的“片句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