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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除后读书人出路及其影响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1300年间（605—1905），科举产生的进士将近10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计。明清两朝，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50万人，把童生计算在内，则以100万计。科举废除后，除了部分年轻者选择进入新学堂或留学外，大部分旧文人为了解决生计，选择了不同的谋生存、求发展的道路。这些道路包括： 　　第一，从政。从政原本是旧文人的正道，但在近代，因为科举被废除，选官之路逐渐被新知识分子逐渐代替，旧文人要想进入政界，就必须参加保荐选拔考试，或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家财形成的能量和影响力来达到从政的目的。能够进入政界的旧文人多是上层精英，也就是官绅、省绅以及有身份、地位、财富的乡绅。1909年谘议局开始选举的时候，汇集了各地士绅名流，选人谘议局的士绅，要么是学界精英，要么是官绅代表。 　　第二，从幕。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底层文人被疏离在政权之外。民国时于右任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近代动乱的政治生态，让做幕僚的文人毫无尊严，这些文人不得不极为卑微的把自己异化成乞食的猪狗。比如袁世凯幕下有几千文人，他要求幕僚无条件地执行其命令，贯彻其意志。对推荐而来的士人，他每月给坐薪10个大洋，让他们坐冷板凳，并称之为“豢豚”（养猪）。军阀割据时代，军阀喜欢用人格上完全附庸自己，仰其鼻息的文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优秀读书人是没有出路，甚至会被残杀的。例如老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军纪败坏，其幕僚赖文盈评论他“羽翼丰满，可惜‘山气’未除”。沈鸿英当时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请亲兵用轿子把赖师爷抬回家去。亲兵们将赖师爷抬到野外，铺开一红地毯，让他跪下，把他枪杀了。 　　第三，从军。科举废除后，清政府同时开始编练新军，那些年龄接近成年人的秀才、童生等成为新式军队的重要人才库。1905年前后，清政府的新军编练正好进入高潮，全国36镇（师）的庞大编练计划，约需军官总数在3万人以上。新军有如此多的饭碗，加上军官俸禄颇为可观，无疑对那些急于寻找新出路的读书人有很强的诱惑力。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掀起一股秀才从军的热潮，大批青年文人涌入新军。1905年，湖北当局在黄陂县募兵，96人中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这只是一个地方的入伍情况，在全国而言，投笔从戎的文人更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弃儒从军的人更是难以胜数。 　　第四，从教。在清末的最后10年间，至少有10万旧文人成为新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这些人成为清末“学绅”。之所以这么多旧文人从事教学，主要是因为新学堂学生猛增。据统计，新式学堂学生在1904年有将近10万人，次年递增到26万人，1906年科举废除后猛增到55万人，1907年为102万人，到了1909年，高达164万人。 　　第五，卖文。科举的废除，从体制上切断了旧文人对政权的依附，稿酬的出现也使职业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许多无以为业的旧文人将目光投到稿酬丰厚的小说上。吴趼人曾经诙谐地说，他是佛山人，终日无所事事，以卖文为业，有人劝他注意休养，他指着桌上的饭碗说，他也想休养，无奈为了这个。吴趼人所吃的饭靠自己的文字换来，他完全靠卖文为生，所谓“咬文嚼字”。陆士谔是科举废除后上海职业小说家的代表。1905年，陆士谔到上海谋生，正当小说流行，他试着写了几篇，竟然一举成名，成为宣统年间上海滩最走红、最多产的小说家。清末11年间（1900—1911），中国通俗小说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1903年（39部，是1900年的13倍），一次是1907—1909年间（1909年104部，为1900年的34倍）。当时创作的小说作品，侦探小说最畅销，约百分之七八十，艳情小说次之，约百分之五六十，搞笑花边故事约占百分之三四十，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的为最下，约占百分之一二十。 　　第六，经商。在以前，商业是末业，商人地位卑微，远不如士人。但在近代，随着列强的发展与扩张，文人逐渐开始走向从商的道路。近代新商业的出现，也为文人进入该领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印刷业、书馆、报业等一批文化产业。报刊杂志的出版在20世纪初期形成高峰，与以前相比，发行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内容也日趋丰富。新报刊大多成为传播新知、倡导变革的载体。与此同时，由留日学生们翻译、编译的各类教科书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也开始流向全国各地。1895年到1911年，仅翻译自日文的书籍就有985种。许多读书人从事制造业、贸易业。江苏南通的张謇便是经商的典型。如小说家陈蝶仙，童年入私塾求学，曾考取优贡生，后参加主编了《著作林》、《游戏杂志》、《女子世界》和《申报》副刊《自由谈》，除了写作、编辑之外，他还开办了许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