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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想 热爱,源于生命托付 　　北京总参医院的西北角，坐落着红顶白墙的干部保健疗养楼，ICU病房就在二层。雪白的墙壁、空旷的楼梯间……与门诊大楼的喧嚣环境迥然不同，这里静寂的氛围令人感到有些紧张。那紧闭的玻璃大门内，便是无数危重病人得以起死回生的治疗区。 　　换上鞋套，穿上防护菌服，记者随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玉想走进了“一手推开死亡，一手挽起希望”的科室。“该活的不要死，可活可不活的一定要活”，这是张玉想和其科室的全体医护人员奋力工作的目标。 　　该活的不要死 　　ICU是啥地方，太平间的前一站！ 　　这里不同于其他科室，病房区没有病人互相聊天，没有家属送饭，没有护士说笑，也没有外聘护工，有的只是呼吸机、床旁血滤机、心肺复苏仪、监护仪、检测仪和各种长长短短的管子……情况不稳定的病人床头，全天候坐着一名护士24小时不间断记录仪器上的数字变化。每名护士都身兼治疗、监测、护理、日常照料多项职责。 　　“这个小姑娘15岁，肺部急性感染，经过我们两天的抢救，目前情况已经稳定。” 　　“这个男孩19岁，东北的，辗转多家医院按结核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诊治均不见效，病情逐渐加重，来的时候已经陷于昏迷、呼吸衰竭。经过我们多方抢救，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在重症监护室病房区，每个病人的情况张玉想都了如指掌。 　　“我们科的治疗理念和其他科不一样，仪器设备也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科觉得没希望的病人，送到我们这能救活的原因。”张玉想说，面对多器官衰竭等危险病情，ICU医师要一点一滴地修复调理，任何诊断思路的偏差、病情变化监测的不及时以及干预措施的不恰当，都将让病人失去整个世界。 　　“抢救垂危的患者，来不及想得太多，有一个理念就是先救命，后治病。其他科室都是先诊断病情，确定后进行治疗，我们科则是先保住命，再判断病因，送到相应科室。”张玉想介绍说。 　　或许在外界看来，对ICU有着这样那样的猜想，甚至是恐惧，认为“进去就是受罪”，“到了里面就离死不远”了，却很少有人知道，ICU的救治成功率非常高，以总参医院为例，重症医学??的救治率高达70%—80%。也就是说，10个送到这里的危重病人，有7、8个能活着出去，并且这其中有很多患者可以康复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上面提到的19岁男孩，发病时突发高热39.5℃，头痛，伴恶心、呕吐，辗转多家医院按结核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治疗，均不见效，病情逐渐加重，已出现了昏迷、呼吸衰竭，家属慕名将其送到总参总医院。 　　面对这样一个危重的病人，张玉想第一反应是迅速进行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要等患者相对稳定后，仔细询问病史，然后阅读外院厚厚的化验单，以及全部的影像学资料，包括肺部CT，头颅核磁，不能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寻找病人突发患病的原因以及拯救孩子的措施。”张玉想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医生们就不会放弃。了解到患者平素喜欢吃羊肉串，2天前去外地吃了‘野味’，会不会是特殊细菌感染？急忙送了检查，结果证实为布氏杆菌病。随后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措施，3天后体温降至了正常，4天后神志转清，5天后脱离了呼吸机，1周时间后转入普通病房进行康复治疗。”说这话时，张玉想透着一种欣慰与自信，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抢救方法，将“可活可不活”的病人救活，这是张玉想最高兴的事情。 　　危情就是命令 　　“铃铃铃……”手机铃声响起，张玉想在睡梦中被惊醒，此时，时钟的指针刚刚滑向凌晨四点。是急救！她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出门奔向医院。 　　这样的场景好似在拍电视剧，但却是张玉想生活中出现的“常态”，每个月都要碰到好几次，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即使是雨雪交加，也会随叫随到。“就是一个‘急’字，感觉像在与时间赛跑一样，当你感受到死神的脚步在一步步逼近患者，你还能慢的下来吗？”张玉想深有感触地说。2010年北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恰巧在这一天，张玉想又在半夜接到了紧急电话。而总参医院是依山而建，此刻地面上已结了厚厚的冰，待张玉想一路连跑带摔地赶到医院，膝盖都磕破了。“有人说医生见惯了紧急情况，遇到什么都不着急了。我不是，每次想到有病人生命垂危，还是希望能尽量帮助患者多争取一点救命的时间。因为对于病人来说，ICU意味着生命的希望。” 　　“是医生，也是军人。”这是张玉想对自己的职业定位，也正因此，她要求自己和科室的每个人都要达到“打得出、救得下、治得好”的专业水准。 　　2009年，张玉想被总参总医院人才引进特招入伍，这位留学日本的重症医学科博士在当年全院总后特招人才中答辩获得第一名。近些年，ICU在朝阳学科位置举足轻重，评价一个现代化医院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看其ICU的水平。从2003年博士毕业至今，张玉想经历了ICU飞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份职业也更加敬畏与热爱。在总参总医院，ICU病房得到了院长和政委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