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情结.docVIP

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情结 　　[摘 要] 女性意识和女性情结是张艺谋电影世界中的一道独特景观。从1987年《红高粱》面世到1998年《我的父亲母亲》出现为界，张艺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为何塑造了这么多的女性形象？为何他心目中始终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女性情结？为何这些女性形象是如此的“妖魔”化和神秘化？这恰恰是我们观影时容易忽略的地方，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本文将从张艺谋早期和中期的几部主要作品中来剖析其电影中的女性情结。 　　[关键词] 张艺谋；女性类型；反抗方式；女性悲剧 　　一、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类型 　　（一）情欲型 　　情欲是指人的欲念，特指性爱。属于人类生活的真实需要，但满足的方式、程度却有一定的限制。情欲需理智控制调节，使其满足既有益身心健康，又符合社会规范。张艺谋电影中大多数的女性形象为情欲型。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菊豆》中的“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这些角色的扮演者都是一个人——巩俐。她们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文化都不同，但她们非常一致的地方是具有精神美，即勇敢、大胆、执著、顽强，总在追寻一种虚幻的理想。张艺谋在这几部影片中突破传统电影对性题材的禁忌，大胆表现女性生命的本能冲动，肯定了人的生物生命的本能需求。因此，他总是把女性的命运与情欲需求交织在一起。《红高粱》是始作俑者，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其中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 　　（二）母亲型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母亲在人们心中都是包容、慈善、关怀。她像大地一样胸怀宽广，像大地养育万物一样充满母性。所以我们通常也把母亲比喻为大地。除了大量的情欲型女性之外，张艺谋还塑造了一些传统的大地母亲型的角色，《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招娣便是典型的代表。这部影片带给受众很多的思绪：母亲对父亲无私的爱，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支撑生活。母亲给了子女生命，儿女最终要离她而去，自求生存。这就是女性的“历史概念”、整体的“处境”。女性的价值因其存在而实现多元的“女性神话”。 　　（三）偏执型 　　偏执型人格又叫妄想型人格，在医学上是一种心理疾病。偏执型人格其行为特点常常表现为：极度的感觉过敏，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思想行为固执死板，敏感多疑、心胸狭隘；爱嫉妒；自以为是，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惯于把失败和责任归咎于他人，同时又很自卑，总是过多过高地要求别人，但从来不信任别人的动机和愿望，认为别人存心不良；不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有问题易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片面性大。在张艺谋电影中的偏执型人物也很多，如《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和《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她们都是偏执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们是社会历史女性的代表，是社会生活的结果，也可能是明日某些女性的起点。 　　二、张艺谋电影中女性的反抗方式 　　（一）影片中女性反抗意识的由来 　　1.源于张艺谋坎坷的生活经历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我看到了反抗和呐喊。生活本艰难，道路自坎坷。翻开张艺谋的生命履历我们发现这是一部用荒唐和辛酸，屈辱和凄凉，寒素与坎坷写成的血泪史。父辈的“革命史”在畸形年代成了“反革命史”；父母下放陕南改造，弟弟因病失聪成为永远的痛；在游泳池更衣室替人守衣时的饥肠辘辘是难以忘却的记忆；三年的插队和八年的搬运工生活使其遍尝人间艰辛；北影的求学生涯隐藏着难以言说的酸楚。有人认为张艺谋在前半辈子从来没有受到命运之神的青睐，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苦难是人生的财富，也是他后来艺术创作的动力和艺术辉煌的源泉。 　　2.影片中男性阳刚的缺失 　　在张艺谋的艺术殿堂里男性被轰下了台，女性是艺术殿堂的守护神。男性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女性渐次由边缘向中心跃进。这里的男人阳性不足，阴性有余。杨金山生理阳痿终致心理变态；天青走一步看三步，内心充满胆怯；陈老爷是连生殖器都无法勃起的“幽灵”。这里的男人神经萎缩、灵魂呆滞。腰弓背驼的唐老大横竖不像男人，反倒像一头刚被阉割过的瘦驴。万庆来在秋菊面前嘟嘟囔囔的样子活似抽干了骨髓和灵魂的肉壳子。村长被魏敏芝逼得四目圆睁，说不出话来。相反，女性却个个活力四射、精神抖擞就像一群桀骜不驯的野马。九儿号召男人们向鬼子开炮；颂莲在觉悟和反抗中喊出了“杀人”的真相；菊豆大胆地与天青在野地里发情；魏敏芝倔强地践行“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承诺。 　　（二）影片中女性的反抗方式 　　1.“明争暗斗”式反抗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女性反抗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明争暗斗。女性反抗的主要代表就是四太太颂莲。她在京城里的大学堂读过书，见过世面。与其他几个被抬进陈家大院的姨太太不同，她是傍晚时分自己从后门走进来的。颂莲虽然是自觉地与“新女性”背道而驰了，但她与陈佐千、其他三房太太以及雁儿的斗争显然不是简单地争宠，她敢于对陈家的执法者陈佐千说：“那你去她那儿吧，以后也别再上我这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