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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官僚制下政府文风问题研究 　　[摘 要] 本文中心命题是传统官僚制决定了历史上的政府文风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传统政府文风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表象特征，然后从传统官僚制角度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即专制集权、中央集权、权力制衡和文吏治国对文风的影响，再次，论证了由于政府文书在信息沟通、文官政府、官僚制理性方面的必要性，以及传统官僚制和政府文书关系的紧密性。结论是：由于政府文书的不可替代，传统官僚制下文风问题具有必然性。 　　[关键词] 传统官僚制；政府文风；集权；文官政治 　　[中图分类号] D92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2-0062-05 　　一、问题和命题 　　最近，政府文风问题再次引起舆论的关注和重视。其实，当我们把视线拉到历史的长河中，可以发现，政府文风问题就一直存在，而对它的革新也没有停止过。 　　（一）历史上政府文风的整顿 　　政府文风问题早在秦汉时期即已产生。比如，当时已经出现“文山”现象，时人的评价是“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当时政府文书烦多庞杂，已经令人忙不过来。也有一些官僚机构利用文书大作文字功夫，“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汉书·楚元王传》）。公文旅行、满足于表面文章等现象也屡见不鲜，“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漫，以避其课”，说明了政府公文往来流于形式，官僚们也只满足于完成了文字工作。[1]而政府文书追求假、大、空，长篇累牍、空话连篇、夸大其词、无病呻吟等现象，在历史上不断产生，几乎历朝历代都对政府文风问题进行过整顿。 　　比如，历代统治者非常注意纠正公文撰写中的虚文华词偏向。南北朝时期，针对政府文书竞相堆砌华丽词藻的问题，北周决定革除弊端，重开古朴纯实之风。其后隋文帝强调公文写作要以符合客观实际为第一要务，力戒浮泛侈靡之风，唐朝时期，高祖李渊曾发布《诫表疏不实诏》，批评上奏表疏虚诞不实的风气，要求写作公文时摒弃华伪，注重实用。 　　在文风整顿中最为突出的朝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平民，熟悉基层，对长篇大论深恶痛绝。他对朝廷文书文风提出了严格要求：只令文章平实，勿以虚辞为美也。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 自今以繁文出入者，罪之[2]，并严格限制使用“四六对偶”的骈文。此次改革，剑指政府文风的假大空，而且改革雷声大、雨点也大，当时工部“擅生事务”，仅六个多月就下发公文一万九千余件，平均每天一百余件，朱元璋抓住这一“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例进行严厉整治，下令将工部尚书处死。因为多发几篇公文而被处死，在政治史上恐怕空前绝后，也说明了文风问题确能“害死人”。但朱元璋的铁腕并未形成长效机制，过了几年，朱元璋的公务更趋繁忙，面对的“文山”更高更大。据《明太祖实录》所载，在洪武十七年九月，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一周的时间内，他处理的公文奏报数字是1660件，平均每天200余份。有明一朝，文风改革并非一次，其后，铁腕宰相张居正又对文风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再次出台措施严惩用浮文虚辞撰写奏疏的官员。 　　当历史进入清朝之后，清初统治者又抨击明代文书“拘牵文义，浮词之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王朝由初创到兴盛再到衰亡，政府文风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循环。 　　通过对历史上政府文风的梳理，自然会有以下的问题：为何文风问题屡屡出现？对传统政府而言，文风问题是否是一个难以根治的痼疾？本文对此的回答是：历史上的文风问题是由传统官僚制所决定的，传统官僚制决定了文风问题的特征和面貌。 　　（二）传统官僚制内涵 　　传统官僚制主要是指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官僚制，其间除了极少的场合外，并没有大的变更，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清人恽敬曾经说过：“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制也”。历史学家夏曾佑也说：“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3] 　　传统官僚制下，中央政府，依靠一群不同职责和角色功能的官吏和机构。这一制度主要设计包括：文吏治国，以吏为师，官吏按功绩考核结果进行升迁，法令体系严整细密，公文行政。[4]可以看出，这和官僚制的基本特点是吻合的：以科层组织形式分配权力和责任，充分依靠成文的法规和档案，文官制度，领取固定俸禄并根据能力、功绩和年资升迁罢免。 　　作为传统政治的组织形态，官僚制连接着传统政治的价值系统和制度系统。制度体系由价值结构支持并以其为基础，同时也体现价值结构的要求和规约，价值结构对制度、组织等如何安排以及为何如此安排进行道义和理性诠释[5]，而组织则是连接价值结构和制度体系的中间环节。传统官僚制的价值取向在于王权主义，即主张把一切权力都奉献给君主。传统官僚制所依托的制度基础是专制集权和中央集权制。专制集权是指在权力的归属方面，“皇权”是一切权力的来源，“皇帝”是